传记学:向大历史的回归
2017-07-03 10:33:00  来源:光明日报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60卷《牛津国民传记辞典》

  ■本期主持:张乃和(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本期主题:传记学与世界史研究 

  主持人语 

  有不少人认为,传记学主要关注个人的生平,是对个体生命的重视,而世界史研究往往关注国家兴衰、战争与和平等重大问题,是对人类集体行动规律的探索,二者很难相提并论。在学科归属上,也有不少人认为传记学属于文学,与世界史研究相去甚远。然而,现代欧美国家兴起的国民集体传记,为我们重新理解个体与群体、传记学与世界史研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本期的三篇文章,旨在厘清欧美传记学的变迁,说明传记学回归大历史,是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有助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在当代国际史学界,传记学是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然而,在我国史学界,传记学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五朵金花”的绽放以及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推动了史学学科的繁荣,不过传记学学科建设问题并未提上日程。改革开放后,学界提出历史人物学、人物传记学等学科设想,出现了一些专门刊物或专栏,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后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以及各高校史学的学科专业设置,并未体现传记学,也未见到有高校史学学科实际招录和培养相关专业人才。究其原因,人们往往把传记学视为文学或小历史,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社会本位的大历史相比,传记学似乎微不足道。

  事实上,早在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论学术的进展》中曾明确把传记学归入史学,并提出了改造传统传记学的主张:“如果传记的写作能够在表现某个人物时运用审慎的思考和判断,并把该人物的大小、公私行为融为一体,那么该人物就必将能够获得更加真实、更加自然、更加生动的表现。”到了18世纪,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以其实现了文学艺术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平衡,而被誉为英美传记学典范。与此同时,传记学已开始自觉地向民族国家靠拢,与社会本位的大历史一道承担起重建社会与国家的历史使命。国民集体传记的兴起,就是集中体现。英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早,从1747年的《不列颠传记》到1885年的《国民传记辞典》,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摸索过程。其间也有人曾尝试编纂《世界传记辞典》,但并未成功。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发展,国民集体传记成为人们获得民族国家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重要途径。因此,英国《国民传记辞典》甫一出版发行就引起广泛关注,从1885年到1900年,先后共计出版了63卷,此后还有多卷增补、索引及再版。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英国《国民传记辞典》开始得到大规模的补充和修订。先后由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马修、哈里森、戈德曼担任主编,于2004年正式出版了《牛津国民传记辞典》60卷,其中收录了象征民族国家精神的传说人物,如“约翰牛”“布列塔尼亚”等。这些条目不仅仅属于传记学,更属于英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范畴,是传记学回归大历史的明证。

  在英国的影响下,欧洲大陆诸国以及美国等先后出版了国民集体传记,具体有:1835年到1857年间,瑞典先后出版国民集体传记23卷;1852年到1878年间,荷兰出版24卷;1856年到1891年间,奥地利出版35卷;1875年到1900年间,德国出版45卷;1933年到1997年间,法国出版50卷;1960年到2005年间,意大利出版65卷。此外,美国从1887年到1999年间也出版了本国的国民集体传记24卷。多数国家的国民集体传记如今均有网络版,经编委会严格审读来稿后,可及时补充更新。现代欧美各国国民集体传记的兴起,顺应了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潮流,成为展示全体国民形象的民族国家建设工程。国民集体传记的兴起,还体现了“自下而上”的国际史学发展潮流。它使传记学不再局限于个体自然人的生平,而是放眼更大的社会群体,形成了个人传记、群体传记与国民集体传记鼎立的局面,从而推动了传记学的发展,并成为其回归大历史的重要标志。

  传记学融入主流史学,如今已成为国际文学界和史学界的共识。现代美国知名的传记文学作家里昂·爱达尔在其编辑的《传记学》创刊号上明确指出,形式、风格和叙述方式等方面的文学性传记是以史学的“研究性传记”为基础的,传记文学作家“不能虚构事实”。即使主张史学文学化的后现代主义领军人物怀特,在其撰写的《实用的过去》一文中也指出,传记可以是“文学的”,但不是“虚构的”。最近,由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ICHS)出版的《国际历史科学文献》,不再把传记学列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而是直接归入历史科学主流。传记已被认为是历史作品的重要类型之一,甚至可能成为21世纪史学家们偏爱的作品类型。

  但在中国学术界,人们对传记学的认识有所不同。文学家朱文华先生曾在他的《传记通论》中指出传记文学作品的史学性质,但正如他自己所言,他的意见“未能得到更多的同行专家的明确赞同”。国内首部《史学理论大辞典》把历史传记与文学传记并列为两种体裁,认为西方存在着两种传记学传统:一种传统是把传记学视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另一种则把它视为类似文学的艺术,由此出发把传记分为文学传记与历史传记两种体裁,而且大多数人认为传记学是文学的分支。这反映了传记学在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尴尬地位。

  让传记学回归大历史,不仅是史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传记学今后发展的必然选择。从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来看,个体、群体和整体,是历史的三个主要层次,也是史学研究的三种主要对象。一般而言,个体史学被视为传记学,群体史学集中体现为现代民族国家史学,整体史学则主要是世界史学。其中,群体史学和整体史学早已成为当今史学的主流,并已体现在史学学科专业设置上。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史学界却很少有人关注传记学,似乎传记学与群体史学和世界史学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事实上,欧美国民集体传记的兴起表明,国民集体传记早已成为以上三种史学之间融会贯通的桥梁,传记学也由此突破个体史学的局限,回归到了大历史。另外,传记学在国内的文学界往往引人注目,并被明确地包含在一些高校新开设的文学写作类研究生专业之内,这容易引起人们对传记和传记学的误解。一些人认为,传记可以凭借想象去虚构细节和事实,传记学属于文学,从而出现了传记学文学化现象。这不但有悖于史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还有可能助长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撰写传记应以科学的史实为基础,遵循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方法,这是传记学发展的前提。

  通过批判性地借鉴外国经验,现代中国的传记学有可能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国外专业史学工作者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初步建立了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该资料库由美国汉学家郝若贝初创,后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持建设。21世纪初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先后参加了该资料库建设。由于我国史学界未对传记学予以足够重视,也未能及时批判性地借鉴外国经验,使得外国人在该资料库建设上先行一步。况且,这还不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国民集体传记。因此,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人物评价原则与史学学科建设结合起来,让传记学回归大历史,应提上我国史学学科建设的日程。这对重建中国的传记学,编纂科学、信实的中国国民集体传记,从而加强民族国家认同,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国民集体形象,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作者:张乃和,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张乃和   编辑:张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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