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是世界第三大河流，长江文明作为世界上的大河文明之一，在历史上不仅创造了自身的辉煌，对中华文明的构建、国家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今天仍然有着重大的时代价值。“长江文明”这一概念已为学界及社会广泛使用，但是对于“长江文明”的内涵却缺乏探讨，其内涵、形貌特征至今仍不清晰，特别是长江文化与长江文明的关系，长江文明内在的支撑要素，长江文明的标志特征以及形成的内在规律等问题均缺乏深入探讨。长江文明有支撑其发展繁荣的构成要素及内在的动力机制，认识理解长江文明在历史上得以构建的基础、内涵和内在机制，有助于我们今天在延续发展长江文明的过程中汲取历史经验，不断推动长江文明在新时代的发展，实现从传统的文明形态向现代文明的转型发展，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建设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什么是长江文明？
从文明的内涵、特征考察，尤其是和世界上其他大河文明相比较，可以看到长江文明有如下五大特征。
第一，河流文明是长江文明的形态特征。长江文明是建立在河流上、因河流而联系起来、由河流推动发展起来的文明。故而长江文明是基于长江自然环境形成的文明体系，在长江6300多公里的河道以及它众多的支流、湖泊共同造就的地理环境中获得滋养、成长、延续。长江文明反映了和自然环境的关联性，流域内人类的迁徙、生计方式、社会组织、社会生活、制度、文学艺术、宗教和其他精神活动都离不开和长江流域自然的联系。
第二，长江文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系，与其他文明有鲜明的差别。长江文明是一个由物质、制度、生计、社会、精神等不同层面要素构成的体系，是长江文化不断积累并最终融为一体的结果。长江文明的确立在于这个文明体中拥有诸多反映长江共同性的核心要素，包括稻作农业、水上航运、贸易、青铜产业、河岸城市等，以及诸多其他非核心的要素。这些既是长江文明的支撑要素，同时要素之间的关联互动对长江文明起到了联系的作用，使长江文明成为有内在联系机制的体系。这些要素在中国的文化构成中也具有独特性，是其他区域不具有或不典型的。独特的要素支撑了长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也使长江文明得以确立成为一个文明体系。
第三，长江文明具有文化延伸性和对外的影响力。长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早期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青铜文化、哲学思想等，都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源头以及中华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和黄河文明的交流融合中，长江文明对中原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长江文明的影响也辐射及于长江流域外的区域，如道教、漆器、瓷器等对东亚、东南亚以及欧洲等区域的文明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第四，从文明的层次来说，长江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亚文明。长江文明有自身的内涵、支撑体系，有区别于其他文明的形态和表征，故而成为一个文明体系。然而长江文明的形成并不是孤立的，与其他文明尤其是中原文明的交融直接相关，在中华文明的构建过程中产生了重要作用，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长江文明开放包容，在文明交流和国家整合的互动过程中，最终形成长江文明与中华文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因此，尽管长江文明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文明体系，但它仍然是中华文明的亚文明。
第五，长江文明具有久远性和延续性。长江文明源远流长，大量的考古发现不断把其起源时间向前推进。在浙江浦江县出土有谷壳印痕的陶片距今约一万年，这说明稻作在长江流域至少有上万年历史。长江流域的河姆渡、屈家岭、良渚、城头山等遗址都将长江文明的源头上推至了距今4000至6000年以前，这反映出了长江文明的久远性。长江文明从古至今未曾中断，始终延续，其文化要素流传至今，影响及于当今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如屈原的事迹、诗歌以及爱国精神，以及端午习俗等一直延续并影响着海内外中华儿女。诸如此类的文化现象很多，反映了长江文明在中国历史上不曾中断的延续性。
长江文明之所以能够形成，得益于其在历史上的两个效应。其一是根基效应。长江文明是植根于长江自然环境中的文明，长江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驱动了诸多原生性的文化、文明要素的产生，这就是长江文明的根基效应。长江流域地域广阔、地貌形态多样，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的文化，如青藏文化、滇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等地域文化及内在的文化元素，同时根据地理环境还可以细分为支流文化、湖泊文化等。长江流域也是中国民族文化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各民族文化是长江文明中的重要内容。长江文明的核心支撑要素往往是这些产生于长江自然和人文环境中的文化积淀发展而形成的。植根于、原创于长江自然和人文环境中的文化要素，是长江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长江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标志。其二是融合效应。长江文明的形成除了原生要素支撑之外，历史上和其他文明乃至其他国家的文化相互影响和融合，亦推动了长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这就是长江文明的融合效应。例如，在商代以前青铜器的制造技术从黄河流域传播到长江流域，从而带动了长江流域青铜的开采冶炼和器具制造。在三国东吴时期乃至更早，长江中游就与南洋诸国开始了政治和商贸往来。这一时期，由于商业及造船业发达，东吴及随后的政权与当时的林邑国（今越南中南部）、扶南国（今柬埔寨境内）等有了频繁的交往，扩大了长江中游与南洋诸古国的交往。东晋、北宋的“衣冠南渡”，让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产生广泛的互动、交融，互相影响、共同推动了长江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发展阶段是理解文明的重要切入点，任何文明都有一些形态特征可以界定其发展阶段，笔者依此将长江文明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长江流域有原始人类至春秋战国之前是长江文明的起源期。这一阶段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的中下游地区，出现了相对较大的人类聚落，也出现了有代表性的文化。河姆渡、良渚、屈家岭、城头山等文化遗址中出现了长江流域早期人类的有规模的聚落以及文明标志，如聚落和早期城市、水利、农田、稻作、陶器、玉器、青铜器等。但是这一时期还没进入到整个长江流域统一的文明体演化过程，仅是长江文明的源头形成期。
第二个阶段，战国至隋唐以前是长江文明的形成期。这个时期长江流域已经形成了流域的稻作农业，青铜、铁开采及器具制造等有影响力的产业，初步形成了沟通内外的诸多运河和基于运河之上的贸易体系与社会文化网络，诸多具有规模的城市，对整个流域具有较大影响的老庄哲学、道教等宗教，以及普遍的与东南半岛等地的海外联系和对外影响力等。
第三个阶段，隋唐至宋元时期是长江文明的成长与繁荣期。这一时期，长江文明形成了体系，具备了内在的核心支撑要素。其中核心的物质支撑要素诸如稻作农业及茶叶种植、丝绸及棉纺织业、陶瓷产业、铁器制造和造船业等诸多有影响力，在特征上有别于其他大河流域的产业。同时，这一时期形成了连接长江流域自然和社会文化的内在机制，包括沟通长江流域内外的运河网络以及基于运河的社会经济文化体系。思想文化创造活跃，如唐宋时期的诸多文学和思想巨匠活跃在长江流域，与长江相关的文艺创作丰硕。相对稳定宽松的社会经济环境成就了有影响力的士大夫群体，成为新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人群。宋元时期，长江文明更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不仅在经济和资源开发上对中原的支撑有了更大的贡献，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也造就了文明的新高度。程朱理学的发展，毕昇的印刷术发明和书籍的印刷普及，丝绸和陶瓷产业的壮大，书院教育的兴盛，江南水乡和市场的繁荣等等，都是这一时期文明繁荣的标志。
第四阶段，明和清早中期是长江文明发展的平稳期。这一时期长江文明原有的各种要素平稳延续、不断积累，同时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力度增强、向着流域边缘地带拓展。长江中游等地区迁入西南地区的四川、贵州、云南等省的人口增多，出现湖广填四川、贵州，军队大量进入云南边疆地区驻防等，这不仅使得这些地区得到了进一步开发，也使得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更大量地向西南地区传播，长江文明体获得了更具深度的根植和拓展。与此同时，长江流域对于国家的经济贡献率也得到了提升，成为国家重要的粮食和赋税来源地，对国家的运行发展起到了更重要的支撑作用。长江流域的文化也有新的发展，在思想、小说、绘画、戏剧、园林艺术等方面都卓有成就，体现了长江文明平稳的发展过程。
第五阶段，自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长江文明的转型期。伴随着中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型，长江文明中注入很多新的因子，使长江文明的支撑要素和形貌发生了很多新变化。这主要反映在社会转型中产业的转型、社会的开放、风尚的变化、文化思想的革新等。近代以来，长江流域被动对外开放，商业的中心在两次鸦片战争后从广州转移到上海。洋务运动对长江流域的产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上海、武汉、南京、芜湖、宜昌等地都出现新兴工业，推动了中国近代船舶、军火、机械制造和纺织等诸多产业的近代化发展。长江流域成为近代航运和对外通商的中心，茶叶、生丝等主要产品的出口中心逐渐由广州等地转向上海，带动了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经济转型也催生了新的社会阶层，社会思潮和风尚有了较大变化。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近代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重镇，报刊出版业发达、新式学堂教育兴盛。经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胜利等重大历史变革，长江流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与近代以前封闭的社会相比有了根本变化，发展出了诸多新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因子，推动了长江文明的转型。
第六个阶段，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是长江文明发展的新时期。这个时期具体可分为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21世纪之前，长江流域曾经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时期，长江文明中很多原有的内涵被改变，粗放式的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利用导致长江流域自然生态受到严重破坏。这是此后重新审视和定位长江流域发展的“问题意识”。第二个时段是21世纪以来，长江流域的发展开始转型，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长江流域发展在全新的理念指导下迎来了新面貌。大力推进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推动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长江流域只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实施长江十年禁渔，积极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等等，使诸多新的文明理念得以树立、新的文明因子被注入到长江文明中。这一时期长江新的文明贡献不断凸显，三峡工程建成基本解除了长江几千年来对人类生存家园的洪水危害。长江流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水资源区，仅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每年向北方调水就达到95亿立方米，同时建成了中国最大的清洁能源走廊和生产基地，在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提供能源支撑、降低碳排放、维持人类清洁的生存家园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江流域的文化艺术事业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显示出充沛的活力。这一切都成为长江文明新时期延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和特征。
是什么支撑了长江文明？
长江文明能够形成发展起来，得益于支撑这个文明的核心与非核心要素的形成及其在不同的层面上的交织互动。
长江文明的支撑要素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它的核心支撑要素。这是在长江流域有广泛影响力的、能够代表长江流域、对文明的形成发展有重要贡献的要素，例如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等。第二个层次是非核心要素。这些要素和核心要素相比较对长江文明形成发展的支撑作用处于次要地位，但仍然对长江文明有重要的贡献。例如漆器、宣纸等及其相关文化现象。第三个层次是地方文化要素。长江流域不同流域段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这些地域文化中很多要素也有较大的影响。这样一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体系构成了长江文明的支撑。
并非所有长江流域存在的文化要素都是长江文明的构成要素。其构成要素有两类。一是原生于长江流域的文化要素，其中一些对长江流域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甚至跨过长江流域，对其他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构成了长江文明的核心要素。二是一些源头并非在长江流域，而是外地传入，但通过本土化后在当地乃至于长江流域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已经形成具有长江烙印的要素。
据此我们筛选出长江文明十大核心支撑要素：
一是以水稻种植为核心的农耕系统。长江流域有丰富的水环境和水资源，为发展水稻种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考古学证明，长江流域的水稻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在随后的岁月中，水稻种植在长江流域散布开来，至今种植水稻的区域已经覆盖了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在水稻种植的基础上也形成了相关的精神、制度、社会习俗和物质创造等文化现象，成为长江文明重要的构成要素。
二是青铜器生产体系及其文化现象。长江流域在殷商时期已经形成了多个青铜开采冶炼中心。长江流域的青铜器受到中原的影响，但是随后在生产和造型艺术上都发展到了较高水平，反向对中原文化和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殷商时期对中原地区的礼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形成了长江流域独特的青铜生产的体系和文化现象。
三是丝绸产业及其文化现象。丝绸生产的主要发源地在中国北方，而汉以后南方丝绸产业有了较快发展。唐朝后期，随着经济重心向长江流域的转移，丝绸生产的中心也逐渐转向南方，长江流域的江南地区和巴蜀地区都成为丝绸生产的重镇。宋以后，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丝绸产业中心地位一直延续到清代。围绕丝绸产业形成了相应的经济、制度、社会和文化亚系统，深刻影响了长江流域社会。
四是陶瓷产业及其文化现象。陶瓷产业并非长江流域独有，但在长江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长江早期文明中制陶就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屈家岭、河姆渡、良渚等遗址中都可以看出陶器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稻作农业社会中陶器的使用有着更为特殊意义，它是稻米烹饪必不可少的器具，甚至是推动定居和稻作农耕的重要因素，这一点有别于黄河流域的早期文明。在晋以后长江流域出现瓷器的生产，隋唐时期江西、安徽、四川等地都已经出产陶瓷。至宋朝，中国的陶瓷业进入繁荣时期，制瓷业发展进入了一个较快的时期，产地广泛分布在江西、安徽、浙江等省。尤其是瓷器的海外贸易对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长江流域陶瓷的产业规模和社会文化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五是流域的人民在和长江自然的长期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水文化。水文化凝聚着长江流域民众对于水的理解和认识，在水的感悟下所形成的精神和文化艺术创造，因水而构建起来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习俗，通过水来获得生计的经验、技术和制度，因水而构建起来的生活家园格局，治理水环境的工程技术成就等，是支撑长江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要素。
六是以长江流域水系水网为核心的水运系统。长江文明成为一个整体，地理上的联系必不可少。长江自古以来水上交通网络的构建，推动了长江流域的地理联系和基于这种联系的社会经济文化大系统的发展，从而促进了长江文明体的形成。长江流域的自然水环境为水上航运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形成了长江流域庞大的航运系统，对于长江流域的贸易、城市发展、区域开发、资源利用、制造业发展等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七是基于水运系统基础之上的贸易体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就因运河网络及江河之间的沟通形成了一个大的贸易网络。1957年出土的“鄂君启节”，记录了鄂君启水路运营的范围，包括长江及其支流汉水、湘江、淮水等诸多河流，总里程超过5000公里，地域范围包括了鄂、湘、皖、赣、苏、桂7个省区。唐代以后，长江流域成了中国重要的经济区域，大量长江流域的货物通过水上运输通道输往北方甚至输向海外。长江航运的发展促进了区域的贸易发展与资源开发，西南腹地得以通过贸易体系对外输出资源，与外部保持经济往来和人员互动。
八是城市和城市带。长江流域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程度最高的区域。今天在长江主干道上的地级市就有40多个，流域有县级城市843个，数量占全国县级城市的30%。这些城市大多具有较长历史，从古代延续至今。长江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与长江水环境形成的政治与经济地理、水上交通贸易等有直接关系，是基于水环境的城市发展现象。
九是精神文化体系。在长江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一批批有代表性的精神文化创造者。在长江流域较早对思想文化领域产生较大影响的人物包括老子、庄子等，他们所创造的老庄的哲学思想及道家学派、道教对当时和后世社会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唐宋以后，长江流域人才体量的扩大有力地推动了长江流域文化艺术的发展，大量产生于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史上有代表性的作品不仅领时代之先，同时也支撑起长江流域的精神文化体谱系。
十是影响力。长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于整个中华文明的构建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一种文明如果没有对外的持久性影响力以及对本区域之外的文化涵化能力，就不能成为一个成熟文明。因此对外影响力是文明的重要特征。例如，长江流域的水稻种植改变了中国农作的结构，成为人口养育、文明传承、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基于长江流域水稻种植的稻种资源和种植技术不断得到发展和传播，今天稻米产业在世界多地得到发展，成为全球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日本学者认为长江流域稻作农耕文化对日本的神话、神道教和祭祀都产生了重要而且直接的影响。
这些要素在中华大地上与其他文明相比较具有独特性，甚至唯一性，也是长江文明的核心标志，可以称之为长江文明的十大标志。
长江文明的形成缘何必然？
长江流域人类在和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形成了不同民族、不同地方的文化和文化体系，随着文化的积累、融合发展，一些要素的壮大、相互之间影响的增强、整体聚合力和影响力形成，最终形成了长江流域一致的文明意义上的系统。
推动长江流域文明一体化进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共同物质基础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了长江文明形成的进程。首先在于它形成了以水稻种植为主要构成的共同物质基础。水稻在长江流域的种植，形成了长江流域一个以其为核心的农业系统。水稻的种植对于长江文明来说有多重的意义：一是促使长江流域的人类定居下来并且形成相应的聚落。二是驱动农田灌溉技术的发展。三是支撑了长江流域人口的增长。五是形成了在稻作之上的精神文化体系。有专家认为长江文明就是稻作基础上的文明。而水稻种植在长江流域的传播并且形成主体性的农业系统，共同的水资源和水环境条件是其中的根基性因素，这也是水稻种植成为长江流域共同生计基础的自然环境条件。除了水稻种植之外，和农田伴生的植桑、养蚕及丝绸纺织在隋唐以后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产业，对中外社会经济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以后陶瓷业、明代以后的造船业发展、近代长江中下游航运的发展等等，都显示了长江流域的共同经济基础有新的要素不断加入，使长江文明不断得到新的支撑。
第二，内在联系的形成，促成长江文明的形成。推动长江文明内部联系机制形成的主要要素是长江干支流的自然水道，以及在水道上通过运河建设所形成的航运水网，在此基础上构建起的社会、经济、文化交流通道，使得长江流域通过紧密的物质联系形成了一个社会经济文化体系。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初，楚国就在江汉平原上开挖了扬水，沟通汉水和长江，大大缩短了从汉水至长江的航程，形成了古代江汉运河，对这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在春秋时期，吴国为了军事目的而修建了沟通太湖水系和长江的胥溪，以及沟通太湖和东海的胥浦两条运河，形成了太湖通江入海的水上交通动脉，对于吴国打败楚国、越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长江航运的早期发展虽然和军事活动有直接的关系，但也因此促成了中国国家格局的整合发展。楚国利用修筑大运河等水上交通的便利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军船民船遍及长江流域、势力覆盖了黄河、淮河、珠江等流域，实现了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近半统一，对中国的统一大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隋朝更进一步修建了苏州至扬州的运河，开凿了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形成了“通渠三江、五湖”的水上交通格局。长江流域运河修建的集大成者当属京杭大运河。大运河贯通了黄河、海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其主要流域都在长江流域内，为长江的内外沟通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长江流域通过水网建设形成的物质联系推动了在此基础上的非物质性联系，形成了一个社会经济文化网络体系。例如长江水网构建起的庞大的运输和贸易体系，尤其是京杭大运河修通以后成为南北方的经济大动脉，带动了货物的运输，也带动了产业的发展。京杭大运河带来的南北货物调运，对于南北经济经济互补和大市场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拉动了南方稻作农业和纺织等手工业的发展。长江流域的经济交往最大的结果是城镇的发展，尤其是在唐以后江南迅速崛起的城市如杭州、苏州、湖州、越州、常州、润州、扬州、楚州、泗州、宿州等，都因运河而生。长江流域城镇因为水上贸易而生，同时也促进了长江流域内外的社会经济文化交流融合。流域内外城市的建筑风格、语言、戏剧、服饰、生活习俗、宗教等都因为经济的交往得到交流融合，促进了长江流域更多共同文化的形成，为长江文明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国家发展过程中长江流域的文明互动。长江流域的开发和文明的发展，得益于国家发展过程中，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两大文明体的互动和融合。来自于北方的中原文明在长江流域的传播，推动了长江流域的文明进程。长江流域参与中华大一统国家形态的整合发展，广泛接纳了外来的文明因子、推动了自身文明的发展进步。笔者认为在历史上长江流域和中原地区除了正常的社会文化交流外，有四轮大的文明互动是推动长江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第一轮出现在东晋末年。东晋灭亡后出现了第一次人口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大规模迁徙，同时也带来了黄河流域的文明因子并在长江流域传播，使长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第二轮出现在隋唐至北宋时期，这一时期国家的政治中心仍然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对长江流域施加着政治影响，加大了开发力度，从而使长江流域成为国家的经济中心和基本经济区。第三轮是南宋政权的建立到元的统一。北宋灭亡，政权再次南迁，出现第二次大规模的衣冠南渡，长江流域再次成为延续中国统一政权和中原文明的区域，再次接纳了从北方迁来的政权中心和大量人口，带来了更多的文明因子。这也再次为长江流域注入了文明发展的活力，使长江流域的文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第四轮是在元朝实现统一之后，长江流域成为支撑国运的重要基石。元明清三朝每年都有大量的物资，尤其是粮食通过运河运往北方，支撑了国家政权的运作，成为国家稳定的基础。在这几轮大的互动中，首先从经济上刺激了长江流域的开发，这在历史上是推动长江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交往过程中，来自于中原文明的文化、制度和技术殖入对长江流域的社会文化发展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长江流域虽然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但是如果没有来自于中原地区人口、技术以及文化的嵌入，长江流域不可能获得大规模的开发，无论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都难达到一个高的水平，进而推动文明发展。中原文明对长江流域的影响，对于促进长江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也决定了长江文明成为中华文明必然的组成部分。
这三个方面相互交织，汇聚成推动长江流域向长江文明发展的合力。长江流域从碎片化的文化逐渐融合发展成为代表长江整个流域的文化系统，最终形成长江文明。因此长江文明的形成有内在的逻辑和必然。
原文刊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作者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中国长江文化研究院院长 郑晓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