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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正东:学术研究要“上天入地”
2018-11-06 11:10:00  来源:新华日报

  学者简介 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迄今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20多篇,出版著作10多部(含译著及合著),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研究课题10多项,获得各类学术奖励20多项。

  走近长江学者

  记者:您是如何走上哲学研究之路的,取得了哪些成果?

  唐正东:1983年,我进入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当时选择哲学专业,有一点随机性。进入大学,在哲学系老师的熏陶之下,才真正喜欢哲学这一专业。大约从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开始,便没有再对哲学犹豫过。也许是个人的先在兴趣所致,也许是专业学习过程中所培养的习惯所致,我比较倾向于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思考个人存在方式的问题。因此,长期驻足于哲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便成了我近30年来的工作状态。我认为,对任何观点都提供逻辑上强劲的阐释,恰恰是哲学的特点。

  分析近30年的教学研究历程,大致分为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去研究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从原始文献的角度,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通常来说,在研究的角度、研究的方法上,总会受到主客观因素的限制。现在国际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始文献正在不断出版,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条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发表了《马克思对历史经验论的超越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的内涵演变及其哲学意义》《从世界观层面深化经典著作研读》等一系列文章。

  第二个领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深化对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当代资本主义新现象的研究。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国外学界往往是从某个单一的角度譬如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出发,这会受到各自研究视域的限制。这几年,我承担了教育部的重大委托项目,对资本主义新变化进行批判性解读,以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出版著作《经济哲学视域中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批判性解读》。

  记者:说起“哲学”,这个相当有分量的语词,在今天被很多人认为是“无用之用”。如何判断哲学之“用”?当代人应该如何学哲学、用哲学?

  唐正东:我理解的“无用之用”,第一个“用”是指直接功利性的作用。在这一意义上,哲学往往很难直接解决某个具体的、实际的问题。第二个“用”是指在个人的自由发展以及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意义上的“用”。哲学推动社会认识的发展,指导着社会发展的方向,这是比功利之用更加有意义的大写的“用”。我们一定要把这两个“用”的内容理解好,才能够理解哲学为什么需要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进入国家理论意识形态层面,才能够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学哲学、用哲学。

  我们通常说,学一门技术,是学一种挣钱的本领。哲学是干什么的呢?哲学是用来培养使用这种本领的人。让人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理解做工作的意义,以更积极的心态去做事情,这就是哲学的意义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个人的意义之外,我们要更加深入地去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之于社会的意义。此时,更需要哲学这样一种理论,去建构、深化每个人对自己所做事情的内涵及意义的理解,包括对于国家、社会的意义,推动人们义无反顾地去干工作。

  哲学不是书斋中的纯理论,它跟现实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当代人怎样学哲学、用哲学?具体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在具体的工作中,解决具体问题时,要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习惯从联系、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解决问题。第二个层面,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要把握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把这一精神实质运用到具体工作中去。不管是整个社会层面,还是具体工作领域中,我们都要从探究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层面出发。在国家发展层面,我们要积极探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个人层面,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时,不能只是就事论事去解决,而要琢磨这一问题从出现到发展,它到底有什么规律。如果我们都能够有这样一种自觉的意识,我们对于国家所推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意义,就会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如果社会公众在哲学理论的影响之下,能够丰富其视野,深刻其思想,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是哲学对于社会的最大功用。

  记者:近期您最关注的理论热点是什么?

  唐正东:第一个方向是用批判的眼光去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经济过程、劳动过程、消费过程、意识形态等领域。对此,我们要持续跟踪研究,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矛盾的新发展。比如,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新变化。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主导性的劳动形式被称为“非物质劳动”,它所生产的产品不是具象的机器、桌椅、面包,而是诸如知识、信息、情感等非物质性的东西。知识产品越多人分享,就越有价值,跟过去的物质产品是不完全一样的。再如,生产关系形式的新变化。现在许多物品的生产都是一个全球化的历程,像一台笔记本电脑也许会有五六个国家的工人在生产。生产关系的新形式,也会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产生影响。再来看消费过程,过去我们总把消费理解为是一个辅助形式,古典经济学家讲消费时,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方面。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消费在经济过程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整个生产过程似乎决定于人们是否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和如何消费。现在的消费并不仅仅是直接解决生存的消费,随着广告、传媒的介入,使日常生活消费成了一个文化意识形态主导的领域,消费变成了符号价值的消费。如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讲的,消费已成为反映等级性社会秩序的东西。消费从第二级的经济过程,已经变成第一级的核心经济过程之一。总之,通过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以及通过批判性地分析西方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引导中国的读者能够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它的本质特征,从而使我们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第二个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进行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我们要推进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阐释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等进行研究。

  记者:您曾说过,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要“上天入地”,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对青年学者如何治学,有什么建议?

  唐正东:“上天”要做鹰。从研究视域的角度来说,我们一定要站得高,要像鹰一样,对学术、所做工作的社会意义等有全面了解。比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之间相互分离的情况,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这就是因为研究视域没有打开。基础性工作一定要全面铺陈开,这样学术研究才不会走进死胡同,才能真正融入思想的深处。

  “入地”要做鸬鹚。像鹰一样审视全局后,选中你研究的领域,像鸬鹚一样一头扎下去,不要轻飘飘地浮在上面。过去的老先生都说板凳要坐十年冷,脚踏实地做学问。有些学者追求短平快,急着出成果,但长远来看,短平快是不可持续的,一定会阻碍学术的推进。

  青年学者做学问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有外语优势,能够敏锐获得学术信息。有一点需要铭记的是,学术研究要有深厚的积累。人文学术是研究社会发展的,有一些问题是延续的,有前人思考过,有无数个聪明的脑袋思考的成果积累下来。人文学术需要通过不断的阅读,不断的积累,最大限度把学术思想史的精华部分装在青年学者的头脑中,就等于让过去历史上无数个思想家陪伴他们一起思考。所谓厚积而薄发。青年学者一定要沉下心来,把整个思想史的精华和脉络浓缩在自己的学术思考中,这样提出来的观点才真正具有高水准。

  记者:身为长江学者,同时您也是《思想周刊》的读者和作者,您对《思想周刊》有什么建议?

  唐正东:希望《思想周刊》能够在学者群和普通读者群中间架起桥梁,让学者们的思考能够通过这一平台,去影响社会公众。同时,读者的关注也能使得学者们选择更加贴近社会发展的研究方向,以自己的思想更好服务社会。

  本报记者 杨 丽 魏晓敏文/摄

编辑:张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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