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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新宁:让情报引领科技发展和技术创新
2019-10-15 10:26:00  来源:新华日报

  

  走近长江学者

  人物简介: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学科带头人,国家重点学科—情报学学科带头人。江苏省数据工程与知识服务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评审专家,江苏省社科规划项目评审专家,江苏省科技情报学会副理事长,《情报学报》《情报科学》《现代图书情报技术》等十余种学术期刊的编委,主持完成国家863、国家自然科学、国家社会科学、教育部、江苏省等重大、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20余项,出版著作20余部,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250余篇,获得过国家、省部级优秀成果奖20余项。

  记者:回顾您的学术研究历程,主要分为哪几个阶段?

  苏新宁:我的学术研究历程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十年。1982年,我经过南京大学数学系的四年学习后,就在南大图书馆从事自动化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图书馆的流程,包括文献的采集、处理、组织、服务等有所了解,在计算机技术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为我后期提出“知识组织”理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第二阶段,我来到信息管理学院,进行了五年左右的基础研究。踏踏实实做学问,是我一直的遵循。比如,每读一篇文章,我都会做一张卡片,正面抄录文章信息和重要观点,反面写上心得体会。磨刀不误砍柴工,这为我后期的学术研究做了准备。

  第三阶段是近几年,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我一直致力于使我的学术研究接地气,为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做贡献。比如,我国优秀科技论文急速外流,拉大了我国顶级期刊与国际顶级期刊的差距,对我国创建国际一流科技学术交流平台有很大的影响,需引起关注。我的相关建议文章引起业界重视。比如,关注科学评价问题,在人民日报撰文“完善科学评价、促进科技创新”,期待科技评价走出“排行榜”的泥塘,更多关注学术规律、学科发展和科学发展趋势,让学术评价真正成为科学研究的指南针。再比如,我国学术资源建设中存在“独家协议”、数据缺损等问题,给学术研究带来不利影响,我对处理好这些问题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发表《文章学术资源库建设重在促进学术研究》,催生了我国第一个公益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关注我国学位论文的开放服务与安全管理问题,为如何在开放利用和安全保密之间做好平衡提出了有关建议。在学术研究中,我最受关注的贡献是成功设计并研制了我国第一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记者:CSSCI现已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平台,请您简要介绍它的设计过程。

  苏新宁:引文索引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普及,在科学研究、评价与管理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1995年,《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已经出版。但由于技术、人力、财力等各方面的困难,《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一直未能面世,因而客观评价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质量指标一直难以形成。当时,南大信息管理学院系主任邹志仁、图书馆常务副馆长杨科义和我,就想通过引文索引来反映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

  学术研究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闭门造车。做引文索引,最关键的就是数据质量。作为定量评价,数据容不得半点疏忽,必须反复检查核对。统计好的数据还要请各学科领域里的专家审核,让他们看看是否与他们的主观认识有大的偏差,如果偏差大,我们将再一次核对数据,并分析为什么会有这种偏差。CSSCI一开始就定位于提供满足于科研、评价、管理的引文分析和数据挖掘的服务平台。它有三个目标:成为科学研究、科研管理和科学评价的帮手。我们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在2000年完成了CSSCI引文数据库的构建工作,并相继研制成功了CSSCI数据库网络版和光盘版。CSSCI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面镜子,它可以较为全面、客观、科学地反映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概况、发展趋势和存在问题。

  在CSSCI平台上,在学校的支持下,我们完成了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学术影响力、期刊影响力、图书影响力)的大型分析报告(被学界称为人文社会科学影响力报告“三部曲”),三部报告出版时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称之为“开创性的工作、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

  记者:在学术研究中,您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苏新宁:2004年,我经历了一次医疗事故,双耳的听力开始减弱。当时引文索引的工作不能耽搁,在连续工作一周后,我的双耳彻底失聪。

  双耳听不见,对我而言,可能是因祸得福。因为我可以不受任何干扰,真正“静”心研究。即使双耳失聪,我也没有间断给学生上课。开始每堂课怕讲错话说错字,我的精神高度集中,另外声音的大小也难以控制,我让学生随时用手势告知声音的大小。在和学生磨合一两个月之后,终于可以稍微顺畅地给学生上课。在指导学生科研方面,由于无法语言交流,多数依赖网络交流,但许多需要当面交流的科研问题,我以纸和笔代嘴,在无声世界中完成指导学生的工作。后来我装上人工耳蜗,才慢慢恢复与外界的对话交流。

  记者:您近期在从事哪些研究?

  苏新宁:我最近在承担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情报学学科建设与情报工作未来发展路径研究》,主要解决我国情报学与情报工作未来如何发展的问题。

  什么是情报?举个简单的例子,天上有乌云,是信息。但如果通过乌云的信息,借助知识和一定方法分析出还有多少时间下雨,是大雨还是小雨甚至暴雨的话,这就是情报了。情报无所不在,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20世纪50年代,情报工作主要为科学家、工业界提供国外文献翻译和做简报的服务。90年代后,信息爆炸的出现,情报学在信息方面得到了很快发展。本世纪初,网络开始普及,情报学又转向网络信息资源的架构。现在是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技术的普及,为情报学学科发展带来了契机。我认为,情报学的学科建设和情报工作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转型。

  正如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聂荣臻、张爱萍所指出的:情报工作是“耳目尖兵参谋”。这六个字,一直指引我们做情报工作和发展情报学。我认为,情报工作还要“引领”科技发展和技术创新,要从被动变成主动。举例来说,数码产品刚刚问世时,如果情报工作由此分析出将对哪些产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并很早就将这些情报提供给有关产业和企业(如胶卷产业、照相机产业),如果这些企业得知这些情报及早转型,可能会在下一轮的竞争中占有先机。

  如何实现大数据环境下的情报学理论重建,更好发挥情报“耳目尖兵参谋”甚至“引领”的作用,我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2017年10月,我执笔起草的《情报学与情报工作未来发展南京共识》,已得到我国情报学界与情报工作领域的广泛认同。同时我组织了国内主要高校的数十位情报学学者撰写我国首套《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学术丛书》,目前初稿已经完成,期待它能对推动我国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在新时代发挥更大作用。

  此外,我还关注的一个问题是,长期以来,情报系统和决策部门在突发事件发生过程中,往往都沿着自己独立的轨迹运行,互不相交。在一些发生过的突发事件中,决策部门缺少有力的情报支持,或情报系统无法介入应急响应的决策支持,致使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效果不理想。因此,我建议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决策快速响应的情报体系。这项研究也是我刚刚完成的一个国家社科重大课题。

  记者:在知识组织领域,您为何强调要把信息服务变成知识服务?

  苏新宁:过去的文献组织、信息组织,要向知识组织(服务)这个领域发展。例如,告诉你天上有乌云,是信息,告诉你有这样的乌云将要下雨,使你对乌云和下雨的关系有所了解,就实现了知识服务。因此,我们组织信息时,要让信息孕育出知识的组织环境。

  把信息变成知识,一种方式是将一种知识体系融入信息中,让信息以某种知识体系的形式呈现给读者,使读者获取相关知识,例如,用某一分类法体系架构信息,可使读者通过分类知识体系了解信息的知识架构。另一种方式是文章中出现新词汇时,可以为这一词汇建立知识链接,比如建立词汇锚点,给“一带一路”建一个锚点,点击就可以查看其含义。同时,锚点也随着时间推移及人们的普遍认知而动态变化。关于这一研究,我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并完成了专著《面向知识服务的知识组织理论与方法》,该成果2016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记者:请您用一句话寄语新华日报《思想周刊》。

  苏新宁:希望《思想周刊》成为促进思想成为理论、推动理论联系实际、让思想接地气的平台。

  本报记者 杨 丽 魏晓敏 文/摄

编辑:蔡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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