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从制度层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制度之治”推助“文化自信”的有力落足。“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这“六个更”，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时空维度、从主客观的统一上对“文化自信”主体性和内容性的把握。也就是说，“文化自信”的实现，必然是由个体而至民族的文化自信，亦必然是建立在每个个体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基础上的民族的文化自信。实现这样的“文化自信”是系统工程，十九届四中全会则以“制度之治”，推助其从人员到内容上的有力落足。人员安排上，有点有面；内容设定上，有深有浅。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方面，有“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各层级学习制度”“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等；如在“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方面，有“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完善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齐抓共管机制”和“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等。这些制度、机制、体制，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将有力推助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

　　“制度之治”彰显“文化软实力”的有力提升。新时代“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将更集中彰显在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层面。十九届四中全会则应和时代需要，以“制度之治”，彰显“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有力提升。首先，精神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体系的核心和顶端，精神文化又以核心价值观为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整个社会都在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既突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地位，又明确了各项文化建设制度都必须围绕和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次，制度文化本身就是文化的具体类型之一。全会不仅首次提出“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更从源头和过程等方面来确保人民群众享有文化权益，如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导激励机制、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层文化惠民工程、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等。新时代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分享感的提升，必须建立在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精神文化生产、生活不断高涨的需求之上，而这种需求，恰要通过健全人民群众文化权益保障，才能得以实现和彰显。

　　“制度之治”确保“文化先进”的有力发展。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呈现“螺旋式上升”态势，在意识形态、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新闻舆论、信息化和媒体融合、新闻宣传思想等方面，既有理论提炼、又有实践推进，始终引领社会主义文化朝着“先进”发展。如今，我们已有“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而以此为基，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制度之治”，进一步确保“文化先进”的有力发展。在“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方面，体现出系统性、全局性、科学性的思维方式：党管媒体的前提性原则；正面宣传、主旋律、正能量的内容基调；网上网下+内宣外宣的空间布局；先进技术+创新管理的传播保障；加强舆情舆论监督引导的前瞻意识；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从内容到责任的部署等。同时，会议明确提出“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机制体制”，更加说明党中央对于“文治教化”功能准确而深刻的把握。从宏观的文化体制改革到中观、微观且具化的文化管理体制、生产经营机制、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新型文化业态发展机制、文旅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文艺创作工作机制等方面，都有安排与部署，由此确保文化朝着“先进”方向有力发展。

　　（作者单位：江苏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