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疫的悲壮和成功令世界瞩目，同时也被认为不可复制。中国抗疫，有三个特殊关键词：“隔离”，而且是“全民隔离”；“逆行”，而且是举国动员的“逆行”；“与子同裳”。全民隔离为何可能？举国动员的“逆行”到底是何种力量驱动？危难时刻海内外到底何以“同裳”？不得不说，制度之外，全民抗疫是民族伦理力量、民族伦理精神的静穆而悲壮的文化释放。
“隔离”是中国抗疫的第一要素。“隔离”之成为可能，最深沉的还是制度背后的文化因素，即“国—家文明”的国家与家庭两大伦理实体及其合力所提供的伦理安全体系。中西方文明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们选择了迥然不同的文明路径，西方是家国相分，中国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中国自古至今就是家与国一体贯通的“国—家”体制和“国—家”文明。文明史上的危难时刻，中国“国—家文明”往往释放出巨大的伦理能量，体现出坚韧民族精神。
在“国—家”文明体系中，国不只是政治的存在，更不是像西方政治学家所说的那样，只是契约性存在或工具性存在，而是具有家园意义的最高伦理实体，既履行现实的伦理功能，也被寄托着具有终极意义的伦理期待。“隔离”充分显现了国家作为伦理实体的文化本性与文化力量。“隔离”的实施具备主观和客观两个条件，主观上得到全民响应，体现“特殊意见与普遍意志的统一”，这种统一建立在人民对国家的充分信任基础上，相信它是个人的根本利益所在；客观上国家确实履行了作为伦理实体的功能，这种功能强大到如此程度——当全国按下暂停键之后，基本生活供给基本没有出现国外那种严重短缺的现象。全民隔离成功地将个人意志凝聚为国家意志，抗疫初步成功更是提升了全民的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热情。
然而，让全民在条件迥异的家庭环境中度过漫长而艰难的两个月，还需要另一个伦理条件，这就是家庭作为自然的伦理实体的意义。“隔离”显现了家庭的巨大伦理承载力和伦理坚韧，也许世界文明体系中很少有像中国式家庭那样，能够在患难与共中承受如此漫长而艰难的隔离生活。据调查，包括湖北武汉在内的人们，隔离之后家庭观念、家庭伦理认同都显著增强，不少离婚的家庭在隔离中复合或有意向复合，不少单身青年在隔离的孤独中产生强烈的婚姻意识。
不只是国家，也不只是家庭，而是“国—家文明”体系中国家和家庭两大伦理实体的互补互动，为漫长的全民隔离建构了坚韧的伦理安全系统，家庭提供自然的伦理安全，国家提供政治的伦理安全，“国—家文明”体系下的国家与家庭从政治和精神两个维度为艰难岁月的中国人提供了伦理家园和伦理安全。这一伦理条件，正是西方文化所难以复制之处。
中国抗疫的第二个关键词是“逆行”。一方面是国家组织的各省市以医护人员为核心奔赴武汉的逆行；另一方面是武汉封城后以“外卖哥”为代表的市民们的逆行。举国逆行中两个现象值得思考。其一，逆行的队伍是国家组织与社会大众的汇合，即便国家有强大的组织能力，然而数十支援鄂团队一夜组建，民众义无反顾的响应才是根本原因；其二，逆行的中坚力量既有以钟南山院士等为代表的高级专家，但更多是以医护人员为骨干的普通大众。到底是何种精神力量刹那间动员和汇集成如此浩荡而又极具悲壮色彩的逆行大军？简言之，良知，伦理的良知。中国的抗疫反应，举国动员的灾区逆行，释放的是国家的伦理良知，是人民的伦理良知，是中华民族的伦理良知。
比较中外抗疫过程，在国家层面，中国似乎并没有经历西方式经济与生命之间的理性盘算，而是一旦意识到情势的严峻便断然封城隔离；在个体层面，没有发生医护人员自我保护的权利诉求甚至临阵逃避，更没有讨价还价的罢工要挟，而是义无反顾的举国逆行。这是什么力量？是伦理良知的力量。著名学者杜维明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重要差别之一，就是良知理性，而不是西方式的认知理性。良知是什么？孟子曰：“人之所以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以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良知不是认知，其要义不只是知，而是知行合一。因其是人的善良本性凝聚而成被谓之“精”；因其“不虑而知”被谓之“神”；因其强烈的伦理感通并转化为社会性集体行动的能力被谓之“气”。抗疫中举国逆行所释放的就是中国文化深处的伦理良知的精气神。从钟南山的眼泪，到年轻护士脸上深深的口罩印痕，镌刻和演绎的就是人性深处伦理良知的精气神，是让道德规律成为自然规律的那种伦理型文化的良知境界。
“与子同裳”蕴含着“天下”伦理意识。中国伦理型文化对待世界的态度，是基于《尚书》“人是万物之灵”的厚德“载物”；西方文化是基于“人是万物尺度”的征服性的“宰物”。“载物”与“宰物”是两种世界观和文明观。“载物”是伦理世界观，“宰物”是科学世界观。伦理世界观在家庭和国家之上，还有一个不同于“国际”、也不同于“世界”的文化意义上的作为终极伦理实体的“天下”意识。中国传统文化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大学之道”，对待“天下”的态度是所谓“平”。伦理世界观的思维方式，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能近取譬，所谓“平天下”不是平定天下，更不是主宰世界，而是通过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己及人，达到“天下平”的大同境界，所谓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
这种“天下”伦理意识在抗疫中从两个方面得到体现。在抗疫的至暗时刻，中国曾得到日本、韩国等国物资和道义上的支持。在中国取得抗疫初步成效时，便派出多支专家团队并用各种方式支援其他国家，体现的是灾疫时刻共命运的“天下”文明意识。对那些曾经帮助过中国的国家来说，这是“以德报德”；对那些曾经伤害过中国的国家来说，这是“以德报怨”。中国内部，在湖北武汉的各地逆行医疗队完成任务撤回之际，当地群众热泪送行甚至路口跪谢的场面，让世界动容，也让医疗队员们从内心感到“一切都值了”。这就是投桃报李、结草谢恩的伦理型文化传统的当代演绎。
恩格斯曾经说过，没有哪一次重大自然灾害不是以巨大的历史进步为补偿。面对文明史上最重大的疫情，世界难言成功，但从中国抗疫中我们到底应该学到什么？也许是将对中国伦理型文化传统的自觉和自信转化为国家文化战略，概言之就是“学会伦理地思考”。由此，国家的伦理力量、民族的伦理精神、民族文化的伦理能量，将成为构成国家发展力和民族生存力的核心要素。也许，这就是空前灾疫可能给予我们的重要历史补偿之一。
樊浩（作者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道德发展高端智库首席专家、东南大学资深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