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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勋初:顺其自然地攀登
2020-09-22 14:36:00  来源:新华日报



人物小传

周勋初,上海南汇人,1929年生。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56年底考回母校读副博士研究生,未及毕业即留校任教,自此后一直任教于南京大学。周先生治学广博专精,涉及诸子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国古典文献学、近现代学术史等学科领域。

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唐代学会顾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200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260万字的《周勋初文集》,共七册,收录《九歌新考》《韩非子札记》《韩非》《文心雕龙解析》《中国文学批评小史》《文史探微》《诗仙李白之谜》《当代学术研究思辨》《西学东渐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无为集》等16种专书。此后又出版著作《李白研究》《师门问学录》《李白评传》《馀波集》《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此外,周先生还编纂或主编诸多古籍整理项目与工具书,如《唐语林校证》《唐诗大辞典》《唐人轶事汇编》《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册府元龟校订本》《宋人轶事汇编》等,均为传世佳作。

求学途中的“冷暖”与“机缘”

记者:周先生,我多次聆听您谈学林掌故和治学心得,受益很多。从头说起,先请您谈谈青年时期的求学经历。

周勋初:时间过得真快,近些年,回忆文字也零星写了一些。我踏上古典文学的道路,带有很大的偶然成分。1929年,我出生于上海郊区南汇县西周家宅的一个中小地主家庭。中、小学阶段,由国民党统治到沦陷于日本侵略,抗战胜利后又恢复到国民党统治,兵荒马乱,生活极不稳定,学习极不正常。小学读了五年,换了四所学校;读了一年初中后失学回家;高中三年级时,我突然大口吐血,始知患了严重的肺病,不得不回家休养,幸亏链霉素进入上海,才免于一死。

全国解放,家庭发生巨大变化,我遂勉力以同等学力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以前学的数理化全已遗忘,不得不考文科。步入正常的读书生涯,是到南京大学开始的。当时有不少名师,都曾给我很大的影响。大学毕业,胡小石、罗根泽两位老师向校领导推荐,希望把我留下任教,但终因我出身不好、表现不佳而不能留校。这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新建,我有机会分配到该会的汉字整理部。前后两年半工夫,主要做编制发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具体工作。1956年时,胡小石先生开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他希望我继续跟他学习。我在年底又考回来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南京大学。

记者:您的文集第七卷《无为集》中认为自己是“顺其自然地攀登”,我感觉您的学术研究与人生经历似乎是存在联系的。您如何看待这种联系?也请您简要回顾下您的主要学术研究经历。

周勋初:一个人的学术观点,往往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我前后生过七年肺病,长期过着与世疏离的生活。大学前三年,一直卧床养病,只能生存在一种空幻的梦想中。后来读道家的著作,齐生死、等荣辱,也就容易理解。面对挫折与磨难,也就不会过度介意,平时不太计较个人得失。多灾多难的经历使我在学习古代文史时,对儒家的思想有一些特殊体会。儒家强调的是人伦关系。而我早年一直在亲情的温暖下求得生存,所以对儒家学说便自然地趋向认同。我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人不可不了解儒家思想,《论语》《孟子》是重要的必读书。

大学阶段,跟胡小石师学《楚辞》,收获最大。研究生时,胡先生本想让我做《山海经》的研究,后因急于接替重病在身的罗根泽恩师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这才赶忙把学习《楚辞》时考虑过的一些问题写下,因为时间限制,只能就其中《九歌》方面的问题略抒己见,也就写成了后来正式出版时取名为《九歌新考》的第一本书。

80年代,我花在唐代文学方面的精力较多,因此比较关注陈寅恪、岑仲勉等人的研究成果。其后接受程千帆先生的建议,为硕士生开设近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一课。到了90年代,我将这一方面的论文和讲义编成《当代学术研究思辨》一书,公开出版。除了写书之外,我还先后写过一百几十篇论文,先是编著《文史探微》《文史知新》《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三本论文集。所收文章,上起先秦,下至当代。文章内容,以文学为主,但又不囿于纯文学的范围,而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史之学联系密切。这与我的师承有关,也与我个人的特殊境地有关。

除此之外,我还先后编了两本论文集——《无为集》与《馀波集》,把那些零散的文字又汇集起来,前者编入了《周勋初文集》,后者则于八十寿辰时编就出版。

1983年,全国高校古委会成立,我出任学校古籍所所长,于是又把很多精力投入古籍整理项目。其中规模较大者,一是与一些友人主持《全唐五代诗》的编纂,出任第一主编,希望总结唐诗文献整理方面的新成果,编成一本质量上超过清代康熙御定《全唐诗》的崭新总集。一是组织古籍所与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组内同人,整理出一部《册府元龟》的校订本。这本书犹如一座未被开发的宝库。我们将宋本与明本互校,并与史书互核,后且附以人名索引。这就为文史学界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不少便利,出版后得到很高评价。

90年代,我还做了一件颇为惬意的事,将我国流散在外的珍贵古籍唐钞《文选集注》迎归故土,编辑加工出版。此书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书》内的二十三卷残帙为基础,加入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的一卷,天津艺术博物院馆藏的一卷残帙,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两片残页,按一百二十卷本原来的顺序编排,命名为《唐钞文选集注汇存》。本世纪初,我又筹划出了一种增补本。各界朋友共襄盛举,我能为此稍尽绵薄之力,实属三生有幸。

记者:您在中文系读书时,还得到不少著名学者的教益,请您谈谈当时跟从老师学习的情况。

周勋初:我受老师的影响很大。胡小石先生的影响显现于我日后的古代文学研究中。方光焘先生讲文艺学与鲁迅研究,不囿于一般见解,言必己出的精神对我也深有影响。胡先生、方先生讲课时旁征博引,时见触类旁通之妙。我在年轻时喜泛读,就与师承有关。因此,从教育方面来说,我受到的启发不光来自古代文学方面,当时教过我各门功课的人,都在潜移默化地起熔铸作用。

我还要特别提到的是老师们对我的关爱。大学期间因为生病,想延长一年在校时间。方先生答应了我的请求,并让我好好跟着胡先生学文学史。胡先生也很高兴。可是我第一次上课,就因为一些原因被挡在了外面。幸得方先生帮助,我才有了一年的学习机会。因为精力集中,所以学得较好,对我一辈子影响都非常大。我说这些琐事,主要是表明几位老先生有教无类的思想。我在最艰难时能一步步走过来,主要是得到他们的帮助。我很珍惜在人生最黯淡时得到的温暖。

博通专精 触类旁通

记者:就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而言,您提出要将文献学与综合研究相结合。您特别注重发掘疑点,将问题放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中考察,这是使论文看起来很有力量的方法吗?

周勋初:我重视文献,但不太做纯粹的考证,在史料选择上也比较节制。不然,文章难免拖泥带水,损伤了气势和灵性。我以为,研究历史上的人物,需要将他放在生活的特定年代中考察。以《〈文心雕龙〉书名辨》为例,刘勰和同时代的人,因为生活背景一样,认识问题必然会有相同之处。《文心雕龙》的书名,据《序志》篇开头一段文字,是说他在撰述时分别从构思与美文两方面着手。这一想法,在魏晋南北朝时较为普遍。刘勰为他的著作命名,正反映了时代的特点。“文心”与“雕龙”是主从关系,还是并列关系?还应从当时盛行的文体——骈文的写作特点考察,“文心雕龙”是对举成文,而不是现代人取书名时的思维方式。

前人早已指出,读书要能发现问题,应在人们习焉不察的地方读出。有人认为我的文章选的角度一般都比较好,我想这与读书时注意发掘疑点有关。既有疑点,就得解疑。我追求创辟之功,写作论文时,总想发前人未发之覆。照理说,研究某一问题,必须先把有关文献搜集全备,读遍之后,再来动笔,但我后来因为年事日高、杂务日多,已无此可能。稍微有点自信的是,自己的思路还有一些特点,写出的东西不大可能与人家撞车。例如上世纪90年代一口气写了有关李白的十篇文章,从文化的角度阐发李白的特异之处,故以《诗仙李白之谜》一名问世。事后表明,我所谈的问题他人确实没有谈过,至少在观察问题和论证的方式上有不同,这是我敢于在学术界继续活动的一些自信。

记者:您撰写的《李白家人及其名字寓意之推断》《李白剔骨葬友的文化背景之考察》等论文,选题新颖,趣味性强,引人注目。其中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一些被人忽略的细节深入挖掘,以小见大,从而显现出重要意义。请您对此简要谈谈。

周勋初:有趣味、有重要意义的细节,并不容易发现。如何发现,要有准备,也要机缘。细节如何去解读?不能将它们看做孤立的现象,要将它们与周边的事情放在一起,这些现象会彼此解释。以这两篇论文为例。你单看李白与家人的名字,觉得奇怪;单看他剔骨葬友,也有同感。但如果将这两个现象联在一起,就稍感自然了。李白为儿女取的名字极为奇特,如儿子大名伯禽,小名明月奴,似乎对西部有种特别的感情。李白五岁入蜀,二十多岁出蜀,受南蛮文化影响,剔骨葬友即南蛮文化的体现。李白的种种谜团,均可在他独特的文化背景中找到解释。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记者:周先生,您曾向博士生介绍治学经验:读书治学,要用六分精力与时间去泛读,用四分去精读。我当时有些惊讶,因为现在似乎更看重精读。您为何如此强调泛读?

周勋初:现代学科的学习更趋细密。以中文系而言,学习文学史,就要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有的以文体分,如赋、诗、词、曲等。为了更趋专精,有的老师毕生只读一本书或研究一个人。这样做,快则快矣,效果却未必好。因为就其所钻研的一本书或一个人而言,实际上牵涉面很广。就以《文心雕龙》为例,阅读这本书,不能不对先秦至梁代的典籍与众多人物,乃至时代思潮、社会动向都有所了解。

古代文士大都信从“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古训,因此关注的事很多,写作的范围极其广泛。我们从事古代文学的研究,困难之一就在于合适地处理专与博的关系。从我本人来说,尽管个人资质驽钝,还是希望尽可能地多懂得一些,有时还能略有所获,主要就靠触类旁通。一个人若是具有多方面的兴趣,并有相应的驾驭能力,则可充分利用所得材料,制作成各种合适的“成品”。

陈寅恪告诫人们读书必求正解,如从汉学规范而言,也就是在训诂上要有深厚的修养。我觉得,当代的人要对文献资料作出正确诠释,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读出字词中潜藏着的深层含义。知识越多越好,这样才能触处多悟。

记者:您的学生莫砺锋教授曾说:“周先生对教学工作付出的心血,丝毫不逊于他本人的学术研究”,您如何看待自己的教学工作?

周勋初:我除了出版七卷本文集外,又编纂、主编了几种大书,也有一些人有误解,觉得我埋头学术,只管自己写文章,不管学生。其实,就像莫老师所说,我教学生用的时间比科研时间还多。教师的责任首先是教书,教好书才算是尽到了责任,这是一种职业道德。现在《师门问学录》提供了一个了解我如何教学生的窗口。比如,我与学生交流以面谈或闲聊为主。这种形式,实际上类似中医里面的把脉,从中发现学生的才性,他的所长和所短,然后有针对性地调养培育。改文章,对学生来说很重要,他们会从中琢磨老师为何修改,从而提高自己。我用在改学生论文上的精力和时间很多。学生毕业后,他们寄来的论文我也修改;我已经不指导博士生了,但有博士生将开题报告给我看,我也尽力提出建议。

我对学生好,与我对师生关系的感悟有关。我的老师对我好,我才能走上治学之道。教书是在传承文化,同时也是传承一种感情。老师要关怀学生,继承“有教无类”的优秀传统。

(访谈整理:肖 瑶 谭玉珍 丁思露)

部分学术成果

《文心雕龙解析》

该书原是周勋初先生的一份讲义,收在《文集》中时标名《文心雕龙十三篇解析》,后又补写了两篇。该书集教学与研究为一体,而这正是周先生整个教学生涯的缩影。周先生从学术史的角度研究《文心雕龙》,力破建国之后仅从古文论的角度考察此书之弊。书中收入了周先生将近20篇学术论文,如《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等有影响的著作。

《全唐五代诗》

上世纪90年代初,唐诗学界的一些学者开始提出新编《全唐五代诗》的计划,组成了以周勋初、傅璇琮、郁贤皓、吴企明、佟培基等大家为主编的编委会,并于1990年争取到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立项。2011年,主编会讨论决定由南京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研究所完成全书的出版事宜。目前初盛唐部分11册已于2015年出版,中晚唐部分有望于2021年出版,全书预计约有40册。《全唐五代诗》全面吸收了学术界关于唐代文学和历史研究的成果。具体编纂上,此书已不是在清编《全唐诗》基础上纠谬补阙性质的修订,而是基于唐诗文献研究基础之上的重新编纂。

《江苏文库》

“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是江苏省重大委托项目,于2016年2月启动。周勋初先生出任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并担任工程子项目“文献编”的主编。“文献编”计划从历代江苏籍学人的著作中,从严从优遴选5000种左右,集中呈现自历史开端至1911年的江苏文化文本,呈现“文化江苏”的整体景观,呈现一以贯之的江苏文脉。这5000种著作,将为今后研究江苏文化、乃至中国文化提供坚实可靠的文献基础。2018年12月,文献编推出首批成果共38册。2019年10月,《江苏文库》第二批成果问世,计有文献编40册,精华编22册。

编辑:张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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