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面对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可逆转：一如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艘航船，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百年前的“冲击—反应”模式，此时调了个方向：某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从困惑、不适应到某种程度的围堵。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突然间蜂拥而至，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诱发这一世界级现象的中国变量之权重几何？值得深思。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郑重提出两个确立：“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明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这一新的飞跃，其“新”，可从四个维度来看：从主观维度看勇于自我革命，从客观维度看敢于坚决斗争，从历史维度看弘扬传统文化，从现实维度看推进制度定型。这四个维度，集中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十个坚持”。
主观维度：勇于自我革命
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前所未有的果敢决绝勇于进行自我革命，以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党的面貌为之一新，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人民的面貌为之一新，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民族的面貌为之一新，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勇于自我革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不二途径。黄炎培在记述1945年访问延安的日记中写道：“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对话后来被称为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延安“窑洞对”。
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我们党历经百年、成就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此言也谆谆，此意也殷殷。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之精神意志，必将引领中华民族这艘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客观维度：敢于坚决斗争
中国共产党100年苦难辉煌、新中国70余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也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斗争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人民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这一切，无不是通过艰辛斗争得来的。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我们面临的客观环境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
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黑天鹅”“灰犀牛”，必须始终保持昂扬的斗争精神，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事实也正是如此，历经千难万险、经过千锤百炼，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当然，我们的斗争是有方向的，这也是我们坚持斗争的底线。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
历史维度：弘扬传统文化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新文化运动之初，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激荡鼓舞。新文化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是当时世情国情之必然。鸦片战争后，国人深刻认识到洋人坚船利炮之强大，于是以洋务运动为代表，开始了中国工业化的蹒跚起步，日本同期则开始了明治维新。然而，三十年后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及随后戊戌变法的夭折，使得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要从文化更新与再生中探索中国的前途。
中国传统社会是政“教”合一的社会。此处的“教”是儒教，非西方意义之宗教。清末民初，“政”垮之后，“教”也失去其历史合法性，而西“教”，也就是西方文明，则被中国知识分子急切引入，企图使之成为再造中国“政”之“教”基。殊不知，“政”需依赖传统文化之浸润而土生土长方能长久。“政”如何与“教”融合，以维护政治的长期稳定、文化的复兴，是西学东渐以来一直耿耿于知识者心中的大课题。
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的发展历程中很好地解决了这一大课题。那就是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决议》明确指出，必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土壤，照抄照搬他国政治制度行不通，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中华文化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胸怀天下。从先秦《尚书》的“协和万邦”，《周易》的“万国咸宁”，《论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礼记》的“天下为公”“天下一家”，到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到孙中山的“大同之治”、李大钊的“大同团结”、毛泽东的“大同境域”，再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中华文化中高扬的“大同”之“天下观”一以贯之，对于解决当前世界乱象乱局具有极其重要的引领价值，其内嵌的文化自信、文明自信，也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最宝贵的品格。
现实维度：推进制度定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与国的竞争日益激烈，归根结底是国家制度的竞争。”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披荆斩棘、上下求索、奋力开拓、锐意进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敢为天下先，走出了前人没有走出的路，任何艰难险阻都没能阻挡住党和人民前进的步伐。
1992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与时俱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把制度建设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石性构件，既是对邓小平同志三十年前“预言”的回应，更是我们党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表征。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文化体制改革创新发展；全面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社会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环保督察、河湖长制、国家公园等创新举措陆续面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推进制度定型，是科学解决“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历史性课题的必由之路。
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充满着血与火的严峻考验，贯穿着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确立毛泽东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第一个历史决议的重大政治成果，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奠定了统一的思想基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第二个历史决议的重大政治成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得到了全面深刻的理论性、历史性、实践性阐发；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第三个历史决议的重大政治成果，必将为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平稳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坚强的思想理论武装。
杨英杰（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文史教研部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