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深刻认识到事变的历史必然性，随着形势发展作出一系列论述和应对，揭示出其对民族复兴的历史意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从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

一

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必然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实施侵略中国蓄谋已久的阴谋。高度的历史主动和历史自觉决定了我们党对于抗战态度的决然。1931年9月19日，事变发生次日，中共满洲省委便发表《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指出，“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目的，是其扩大其对华掠夺的利益，将侵略中国的手段转为直接的武力侵略的形式：“外国帝国主义看着中国国民党军阀已经不能消灭革命，看着他在中国的走狗军阀国民党等已经不能随心所欲的替它保护并扩张对华掠夺的利益，因此便直接占领满洲中国领土。满洲事变便是最明显的表现。”

在1931年9月22日所作决议中，中共中央进一步论证了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的必然性：其一，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日本在经济恶化的基础上“产生了群众争斗的日益紧张与革命化”，这些促使日本企图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找到解决经济危机的出路。其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惊人成功，引起资本主义国家的敌意，积极准备反苏联的战争，“日本的武人已经明白宣言，反苏联的必要准备正在加紧进行，占领满洲一切军事战略上的要点自然亦是这进行中之一个主要步骤”。其三，中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与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对比，使得帝国主义感觉国民党无法阻止革命运动的勃发，日本借此调动大队的陆军来干涉北方及中部的游击战争与苏维埃运动。其四，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是对日本侵略行径的纵容：“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帝国主义与无耻的出卖民族利益，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与武装占领作开头先锋。”

1943年3月后，国民党反共浪潮甚嚣，诬蔑中共为“新式割据”。针对此谬论，《解放日报》于1943年9月18日发表社论《国民党与民族主义——为纪念“九一八”十二周年而作》，指出九一八事变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背叛民族主义而造成”，“此次日寇既知蒋介石勇于内战，毫无民族道德，所以，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也并不是偶然的”。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国民党却逆来顺受，“二十二年，蒋介石在抚州对中路军训话，最能够代表当时国民党当局对东北失守的态度：‘我们革命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这回日本占领东三省热河，革命党是不能负责的，失掉了是于革命无所损失的。’”正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更大的侵略野心，它又制造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

在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之后，中国共产党对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因作了新的分析，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敢于侵略中国有三大原因，一是“日本存在着财阀军阀帝国主义者的反动统治”，二是“中国存在着封建买办法西斯的蒋介石统治”，三是存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美国是当时对中日关系有最大发言权的国家”。

七七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对九一八事变在日本侵华步伐和阶段上作了分析。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明确将日本的侵华步伐分为两步，指出：“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经过侵略东四省的第一步，进到准备并实行全中国侵略的第二步骤。”

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出于侵占中国的战略计划，必然制造九一八事变。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认识到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并且在当时就深刻揭示了这一点。

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我们党指出，这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破坏，是对民族革命的破坏，是对民族国家的侵略，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同时更积极更直接的实行进攻苏联，企图消灭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及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实行更大规模的屠杀政策以瓜分中国。”宣言指出：由于各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冲突，日本强占东三省势必将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解放中国”。

1941年7月30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联合起来扑灭法西斯》，指出法西斯主义是向民主自由和劳动群众施行的最残酷的进攻，是疯狂的反动和反革命，是民族侵略主义。与欧洲法西斯相比，“日本统治阶级的法西斯化虽经历着较缓慢的过程，而实现法西斯的撕毁条约，对外侵略，却比其创始者来得更早。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强盗开始武装侵占我国东北四省，世界上第一个破坏国际条约的元恶大憝，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统治者法西斯化在亚洲的第一步。在194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10周年之际，周恩来明确指出：“九一八是世界侵略战争的导火线，而七七事变，更是日寇在世界侵略战争中的第二次信号。”在1942年11周年之际，周恩来进一步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法西斯化进程中的一步，“证实了法西斯化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世界的侵略祸首”，“东北是世界法西斯侵略战争最先爆发的火药库”。九一八事变“具有世界的战略意义”，“经过东北人民的流血牺牲，经过全中国人民的流血牺牲，经过全世界人民的流血牺牲，方才打出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个确定的胜利前途”。

可见，中国共产党当时就认识到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必然的，日本实施其侵占中国的大陆政策，势必走上武力侵略并占领中国的道路。同时，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民族国家的入侵，将激化各帝国主义内部本就存在的矛盾，势必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二

既然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侵占中国的新阶段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由此必然发生相应变化。对此，中国共产党重点论证了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提出要奋起反抗，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接着，中国共产党作出决议，指出九一八事变对中国的前途将会产生“决定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暴行，“毫无疑义地将激起广大的劳苦群众的民族觉醒”，在中共的领导下“这个民族的觉醒能够很迅速的转变到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争斗”，但也要警惕“国民党必然要更利用民族主义及一切的武断宣传来阻滞群众运动的革命化”。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动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决，而引导他们到坚决的无情的革命争斗上来”。9月30日，中共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进一步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认为“投降帝国主义，勾结帝国主义，压迫与屠杀中国民众的国民党，决不能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进攻”。同时，还批评国民政府实施诉诸国联的政策，认为“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希望国际联盟来帮助中国，无异与虎谋皮”。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初期便提出了民族觉醒的问题，批评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将命运寄托于国联的错误做法，提出实行既反对帝国主义又反对国民党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逐渐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国内革命战争转向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1931年12月5日，张闻天写下《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一文，提出了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无疑的，共产党在这一反帝斗争中，是扩大了它的政治影响，然而还有广大的群众，总还觉得共产党的主张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还觉得共产党没有能灵敏的满足他们的民族的要求。甚至以为共产党是根本反对‘爱国运动’，‘抵制运动’与‘民族运动’的。”1933年1月，在狱中的王若飞致函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表达他对民族革命的抗日战争的工作意见和革命热情，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不可小觑，制造九一八事变只是其侵略中国的第一步，“而取得之东三省必将企图永久占领，使之完全从中国分裂出去，且将继续攻取热河，进窥华北，此由其帝国主义之立国策，无论从经济的观点，军事的观点，‘反赤’的观点，而知其必然的，坚决的，不退让的，向着这个方向前进”。王若飞指出，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请求国联主持公理的政策“必然不会发生丝毫的效果”，中国只能抗日。

这一态度在1935年华北危局期间更加清晰。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充分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指出：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共所代表的阶级的革命力量也得到了证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反日浪潮，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民族危机日渐加深，“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堡垒是会发生破裂的”。随着革命的形势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用更为关键和必要。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更加明确地指出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历程。董必武1938年9月18日在《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文章《今年的“九一八”》，即指出：“‘九一八’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要算是最悲怆，最深刻的一个国耻和国难的纪念日”，给国人以无情的打击的同时，也唤醒了国人“空前的民族觉醒”，进而呼吁民族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日寇要灭亡我国的时候，我黄帝子孙应当不分阶级，不论党派，不怀成见，不记旧仇，一致的亲密的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这才是挽救中华民族危机的唯一正确出路。这救亡的策略，也可以名之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唤起国人空前的民族觉醒，中共提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革命的解放战争，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史的新阶段”。武装斗争是中共在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九一八事变“是中华民族为自由独立生存而生死斗争的历史新阶段，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史的新阶段”。1940年王稼祥在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一周年纪念而作的《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一文指出，“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在抗战以前是不是简单的坐待抗日战争爆发呢？不是的，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入东三省以后，中国共产党与其武装力量便不断的坚持的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奋斗，为抗日战争的发动而奋斗。‘九一八’以后，中国共产党即宣言号召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日寇侵略者”。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角色也面临着转变。张闻天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更大胆地广泛地提出中国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口号，更积极的参加与领导广大工农以及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民族革命的斗争”。王稼祥指出：“假若在过去共产党是领导和发展中国的革命农民战争，那末，在日寇侵入中国以后，共产党便坚决的为停止这种战争，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而奋斗。”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政治报告时简明扼要地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共领导或协助下组织了抗日义勇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武装斗争新阶段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正确处理国际主义与革命的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1938年4月25日，秦邦宪发表《国际主义和革命的民族主义》指出：“‘九一八’以来，中国共产党一向就坚决地主张以民族自卫战争来反对日寇的侵略，它不畏一切倡导与创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这样行动，是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因为它了解国际主义与革命的民族主义是一致的。”10月中旬，毛泽东进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也可以同时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中共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出全民族于水火，只有全民族的解放才能有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解放，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实施”。这些表明，九一八事变对中共关于国际主义与革命的民族主义一致理论的确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毛泽东特别提出了爱国主义是国际主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重要实施的论断。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体现。

综上，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重新开始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最初提出的是两种革命同时进行，即“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土地革命”。随后，中共提出了抗日战争是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进入武装斗争的新阶段。围绕此点，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国内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国际上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激发了我们党为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而勇往直前的伟大精神。周恩来在《“九一八”十年》一文中指出：“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总是坚持抗战到底，不达到驱逐日寇出境，决不罢休！”这个“到底”，就是要“把东北人民从敌伪铁骑之下解放出来”。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经过14年的艰苦抗战取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胜利。抗战胜利后，“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1946年9月18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为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九一八”十五周年纪念》，指出虽抗战已胜利，但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下，中华民族再度沦为殖民地的危机尚未解除，“所以我们今天纪念‘九一八’，除了接受过去的一切教训之外，更应当用千百倍的力量来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自由和国内和平的迅速实现”。同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回顾十五年，纪念九一八》指出：“中国人民却永远忘不了‘九一八’，因为温习这一段历史及其经验教训，对于争取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会有很大的益处。”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第一步，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但与此同时，正是这一场“为了把中华民族从半殖民地状态中从亡国灭种危险中解放出来的战争”，给予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机会。经过十四年英勇抗战，改变了中华民族百年来受人欺凌、侵略、压迫的屈辱境况，并孕育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希望。

（作者：张皓，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