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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周期中的经济衰退。它不是因经济周期性波动原因产生的衰退，衰退期结束后不会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停滞期，而是在短期内就能实现经济复苏。因此，不仅要应对衰退，还要主动为衰退过后的经济复苏及长期发展培育和壮大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加快转入快速发展期。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在世界蔓延对经济的直接影响，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人类一天也不能停止生产，一天也不能停止消费。无论是生产的停止还是消费的停止，都可能造成经济危机和衰退。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世界蔓延、油价崩盘等原因，今年世界经济衰退不可避免。IMF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了世界经济增长率预期，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欧元区、日本，GDP增速都大幅度降为负数，我国不可能独善其身。
我们需要充分估计面临的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这在近期表现为：全球产业链中断，国际贸易受阻，导致部分行业因没有订单而不能复产不能达产，进一步可能出现企业倒闭、员工失业等问题。面对这种经济困难和不确定性，中央在“六稳”基础上提出了“六保”，这是切中时弊的重大决策。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没有改变。首先，中国的储蓄率高，达到30%，远远超过其他发达经济体，抵御风险的能力强。其次，内需市场大，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处于全国前列，外需不足可以内需补。再次，我国的举国体制能够支持国家发挥调控经济的能力，这次有效控制疫情就足以证明。最后，我国率先控制住疫情，进入复工复产。所有这些长期向好的预期，可以支持我们有效控制疫情并且推动经济尽快实现恢复并转入发展期。
面对经济面临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出路还是发展，也就是“发展是硬道理”。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近期摆脱困境靠发展，二是需要为长期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近期面对的是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首要的发展对策是尽快止住衰退，就业优先。发展着力点不能限于供给侧，需要在供给和需求两侧共同发力，更多的是拉动需求。在国家层面上，拉动需求主要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包括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随着提高赤字率、发行国债、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的逐步到位，会释放出数量可观的流动性。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为拉动消费提供宏观条件和指引，最根本的还是释放出来的流动性需要形成实际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一是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居民消费。疫情暴发后，首当其冲的是人员聚集性和流动性的消费，相应地，满足这些消费的行业迅速萎缩，并通过其供应链影响其他行业的复产达产。随着疫情好转，这些行业逐步复工，但要复产达产需要有相应的消费需求。我国居民的消费潜力，无论是消费能力还是消费欲望还是有的，关键是如何把它转化为现实的消费。在这方面供给端（企业）要有所作为，如发放消费券、线上线下消费和服务的配合、转变经营和服务方式、调整和优化消费环境等。在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时，适当增加公共消费还是需要的。
二是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投资机会还是很多的，包括老旧小区的改造、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城镇化设施的建设等，这些投资都是有效的投资，大部分需要政府投资来引导。除此以外，需要更多地调动企业和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其有效投资的方向就是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投资、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关键是企业有稳定的预期。
三是帮扶市场主体。当前各方都有困难，对政府来说就有个帮扶对象的选择问题。最简单的就是帮企业还是帮个人的选择。企业是市场主体，企业活着就能保就业，同时也能帮到个人，因此保市场主体是关键。尤其是要提高中小微企业生存和发展能力，把资金用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上。帮扶企业的路径不仅包括进一步减税降费，还要降息降房租、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交易成本。对外贸企业来说，面对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外贸受阻，需要支持企业出口转内销。企业生存下来不仅能稳住就业和民生，还能保住经济好转后发展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周期中的经济衰退。它不是因经济周期性波动原因产生的衰退，衰退期结束后不会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停滞期，而是在短期内就能实现经济复苏。因此，不只是应对衰退，还要主动为衰退过后的经济复苏及长期发展培育和壮大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加快转入快速发展期。具体需要在以下方面推动发展。
加快结构调整和设备更新。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是把危机阶段看作新的增长周期的起点。经济处于危机阶段有两个机会，一个是结构调整的机会，另一个是设备更新的机会。抓住这两个机会可以降低调结构转方式的成本。因为经济衰退虽然会波及所有行业和企业，但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影响还是结构性的，衰退阶段的优胜劣汰本身就是市场选择。这意味着，不是所有行业所有企业都要保，借助市场的作用可以加快结构调整的进程，同时推进体现技术进步的固定资产更新也正当其时。
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尽管传统的基础设施项目如高铁、地铁、农业设施等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但从为长期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考虑，基础设施的投资要转向新基建。新基建不同于传统基建，是转向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的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如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等；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谁在新基建上先走一步，谁就能掌握新一轮发展的主动权。
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形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力图使其供应链与中国脱钩，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蔓延又造成我国多个产业的全球产业链中断。因此，在近期需要疏通产业的上下游关系，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一方面要使中断的国际产业链能够在国内寻找到替代，另一方面失去国外订单的供应商要变成推销商，找到新的买家。从长期发展考虑，还需在全球产业链重组中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依靠创新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的，要寻求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突破，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构建以我高端技术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其零部件的供应商都是世界级的高科技企业，在这里部署创新链的重点在“一剑封喉”的产业链环节，以实现对这些核心技术环节的国内替代。建设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创新链，需要有明确的国家目标导向的产学研协同。
有效衔接决胜全面小康和开启现代化。今年是第一个一百年目标收官年，第二个一百年目标的开启年。就全国来说，需要“一个不少”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江苏来说，要求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的要求全面达标。决胜全面小康就需要补齐高水平小康的短板，如环境和生态建设的短板、乡村振兴的短板等。开启现代化就是以十九大规划的现代化蓝图规划“十四五”，并且根据新发展理念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方面为全国开启现代化新征程探路。
洪银兴（作者为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