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近代中国传统法进行反思时，很多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民法”。但考察我国的法律史，如果将民法定义为“调整公民间关系”的法律或是“调整特定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那么中国古代也并不缺少这样的法律，只是中国古代“公民间关系”或“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主要表现为家族成员及邻里间的关系，而调整这种关系的规范人们多以“礼”称之。有学者从法的视角这样论述了“礼”：“礼”在中国固有法系的观点上，除去其为道德的规律及当代社会意识的结晶以外，就是最早的政事法和民事法。换句话说，礼在儒家的心目中，范围很广，固然不限于政事法、民事法的部分，然求古代的政事法、民事法，却非求之于礼不可。
就“民事法”部分，礼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多样。就内容而言，礼不仅有“定分止争”的作用，而且还肩负“导人向善”的使命。梁启超言：“‘礼云礼云，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以为礼的作用可以养成人类自动自治的良习惯，实属改良社会的根本办法，他主张礼治的主要精神在此。”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早就关注到了礼的这一特殊作用，在其著作《风俗论》中，他对中国的法律作了这样的评价：“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中国古代按忠孝节义的标准对善人善行按时按制进行“旌表”的制度就是礼“导人向善”作用的具体落实。
就形式而言，礼可以是朝纲，也可以是家法，其约束着每一个官员百姓。尤其是来自古代基层社会中的家法族规、乡规民约与王朝在律、令、典等法令中颁行的婚姻田土等“小事”原则相结合，构成既具有统一价值观与高度法律共识，又符合地方特色的民事法律规范。其实，尽管中国古代缺乏统一的民法，但这未尝不是我国古人法律智慧的一种呈现。因为，与现代社会发达的交通、瞬间可达的信息传递不同，古代社会的生产力决定了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所以具有高度法律共识而又入乡随俗的“法”（家法族规、乡规民约）才是更明智的选择，这比制定一部统一的民法更符合社会实际的需要。因此，我们既不能因为现代社会对民法典的需要而否定古人的智慧，也不可拘泥于古代而故步自封，无视现代社会的发展和需求。
中国古代的“民法”——乡规民约、家法族规与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是如此的息息相关，其自下而上的形成，按尊卑长幼赋予了生活在一起的人们以不同的权利与义务。因为如此的贴近民众，事关每一个成员的身家荣辱，所以乡规民约、家法族规所用的语言不仅通俗易懂，而且读起来朗朗上口，以便于家族成员和乡民的记忆遵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不可为”“禁止”和“倡导”，也正是中国古代“民法”智慧的又一表现。
先说调整家族成员之间关系的家法族规。家法的起源与经学有关，在汉代，家法指经学在家族中的传授，也称为家学。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法逐渐演变成父老对子弟的教诲。后来逐步演变成或由尊长个人订立，或由数名尊长共同订立，或由族众协商订立，或由宗族专门机构订立的规章。应该注意的是，无论是父老的教诲，还是其他形式订立的家法族规，都是以维护儒学宣扬的忠孝节义价值观为目的的，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体现。但是这种教诲与规章所用的语言不像经学那样深奥繁复，而是简明扼要地告诉族人安身立命之本、为人处世之道及身为族人所必须遵守的规则。这种告诫与规章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并不难理解。比如流传至今最早的唐代江州《义门陈氏家法》，按照儒家之礼，规定了族中掌管各项事务的机构，规定了人们在各种场合应行的礼仪及日常衣食住行所应持有的仪态，比如“成人礼”：“男女冠笄之事，男则年十五裹头，各给巾带一副；女则年十四合头髻，各给钗子一只，并出库司纽记。”又规定：“不从家法，不从家长令，妄作是非，逐诸赌博、斗争损伤者，各决杖十五下，剥落衣装，归役一年，改则复之”。“妄使庄司钱谷，入于市廛，淫于酒色，行止耽滥，勾当败缺者，各决杖二十，剥落衣装，归役一年，改则复之”。这一出现在唐朝的家法，从语言的表达上说，即使对于今人而言也不难理解。
再说“乡规民约”。不仅同宗同姓的家法族规强调通俗易懂，生活在同一地域的异姓自愿组成的“乡约”也是如此。宋代著名的陕西蓝田《吕氏乡约》写道：“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对这四句话的解释也是用通俗的语言，比如“患难相恤”的含义为“患难之事七，一曰水火，二曰盗贼，三曰疾病，四曰死丧，五曰孤弱，六曰诬枉，七曰贫乏”。相恤为“凡有患难，虽非同约，其所知者，亦当救恤，事重则率同约者共行之”。此外，皇帝、官府官员根据乡约对民众的教化也基本采用俗语白话。明太祖的《教民榜文》通篇所用语词都朴实易懂，比如“今出令昭示天下，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须要经由本里老人、里甲断决。若系奸盗、诈伪、人命重事，方许赴官陈告”。而地方官吏对民众宣讲上谕乡约时，用的则是更为通俗的口语。
《论语》中记载孔子“不学礼，无以立”的教诲，尽管我们现在大多把孔子竭力提倡的这个“礼”划归于“道德”范畴，但其实并不尽然，因为中国古代的礼中还包括了许多与人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法”内容。而这些内容表达的“大众化”倾向，使法律能与社会生活密切关联，并在人们的知晓与理解中确立起权威。
马小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