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在浙江考察时指出，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不少代表提出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实现智慧升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步伐不断加快，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随着城市人口不断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等“城市病”成为困扰各个城市建设与管理的首要难题。智慧城市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充分运用于城市各行各业，实现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深度融合，从而有效缓解“城市病”，提高城镇化质量，实现精细化和动态管理，提升城市管理成效和改善市民生活质量。

智慧城市已成亮丽名片

家住苏州工业园区的王先生，以前每次下班回家最苦恼的就是停车，有时为了寻找一个停车位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去年底，小区开发了一个共享车位平台，把固定车位的空闲时间拿出来进行流转。现在王先生下班进小区前，打开手机上共享车位平台就知道哪里有闲置车位，在手机上支付10元停车费后，根据车位导航，几分钟就将车辆停好了。

扬州市邗江区一环保机械企业过去找银行贷款，既要提供营业执照、税收证明，又要提供财务报表、资产证明，不跑十多个来回，贷款就办不下来。前不久，该企业只是在网上提交了贷款申请，第三天1000万元低息贷款就打到公司账上。原来，银行通过扬州市“政税银大数据服务平台”，查到这家企业纳税、销售等多维信用数据，立即判断出该企业发展的健康性，将该企业列为具有高成长性的放贷对象，很快下发贷款。

家住南京河西的李小姐，每天早上要开车穿过大半个南京城到城东的一家科技公司上班。之前因堵车常迟到，现在她上班前先打开手机查看市区路况，然后根据拥堵指数，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避开拥堵路段，不再为堵车迟到而发愁。

随着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推动着城市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智慧社区、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水务、智慧能源等应运而生，构成了智慧城市的基本系统。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介绍说，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取得很大进展，智慧城市建设规模位于世界前列。2018年，我国全部副省级以上城市、76%以上地级市和超过32%的县级市，总计大约500座城市已明确提出或正在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在我国的发展实践，不断丰富城市智能化的内涵。

在古城南京，智慧城市建设已经成为一张亮丽的名片。通过创新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南京构建了最强“城市大脑”。据南京市大数据管理局有关人士介绍，南京在全国率先实现40多个市级政府部门、9家企事业单位的数据资源共享和重点应用整合，数据交换量每天超过一亿条。交通拥堵指数，5分钟更新一次；商品房转移登记，全程网上办理；去医院看病，网上预约在线支付……通过对城市大数据科学分析、深度开发，南京率先建成城市智慧门户——“我的南京”APP，集成政务、交通、医疗等六大领域智慧应用，向公众提供一站式精准公共服务，APP平台集成度和用户数据均居全国第一。

吕建认为，智慧城市有效缓解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安全隐患等各种现代城市病，坚持新发展理念，建设生态城市、低碳城市；全面推动医疗、交通、物流、金融、通信、教育、能源、环保等领域的转型升级；全面推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方面的创新创业，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疫情暴露城市“智”理短板

智慧城市在今年的疫情防控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尤其手机“健康码”的推出和应用，覆盖了公交、地铁、社区、写字楼、机场、车站等十二大常用的生活场景，大大减轻工作人员的负担。但疫情也暴露了当前不少地方智慧城市建设的短板和不足。

有些地方智慧城市系统连“在线预订口罩”“线上收治登记”等基础功能都无法实现，甚至一些地方“口罩预约”功能“上线即崩溃”；一些宣称“智慧城市发展领先”的地区，网上政务系统崩溃停摆，无法为民所用；有些街道社区的通知传达、防控知识普及，依然靠嘴、腿、手动；相关文件签字、信息填报等，用的仍是20年前的人工处理方式；部分地区红十字会在“物资就是生命”的关键时刻，对紧迫物资的收发、分配仍在用“手写计数”，未能及时缓解一线主力医院物资匮乏难题。

智慧城市系统在疫情监测方面，尽管有自主上报个人健康情况或举报疫情线索的移动互联网应用，也有辅以巡察和测温的无人机，但为了确保全覆盖，不少地方仍要普遍采用“线上+线下”网格化排查或地毯式排查，效率不高又层层加码，给基层工作人员增加负担，甚至成为滋生形式主义的温床。

乘坐高铁已全部实行实名制，按理说新冠肺炎感染人员乘坐过的高铁，同行人员很快就能锁定，并及时通知其采取预防措施。但疫情期间，我们时常看到各地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通告，要求同行人员主动到社区登记。为什么疫情追踪如此乏力？原来一些智慧城市跨地区、跨层级、跨部门之间的数据还不能完全无缝对接，疫情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形成。尽管有“同行程查询”“基于手机信令的位置轨迹查询”等智能系统，但只能供市民自助查询或提供较为粗糙的移动轨迹，信息在时空上难以快速叠加，从而无法实现主动式的精准追踪。

对比各地战“疫”中交出的数字化答卷发现，智慧城市需提升的空间还很大：不论是数据采集应用能力、资源整合共享能力、公众数字化应用能力等基础支撑，还是运用已有技术针对突发问题的预判机制、解决机制和运营服务力量等方面，都亟待有关各方寻找差距、补齐短板。

另外，城市智慧化为民生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了严峻的安全问题。疫情期间网络谣言屡禁不止、网络攻击日益严重、个人隐私及涉密文件泄露事件频发，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城市“智”理现代化和精细化，既体现在城市医疗、交通、物资等重要资源的科学调配上，也体现在能否解决“口罩预约”“智能问诊”这样的小事上。如何让“智慧城市”建设成果“下沉”，推动新技术新应用与治理现代化的融合，是这场疫情给智慧城市建设留下的思考题。

让城市“智”理更有力

目前，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来说，进展速度较快，但不均衡的局面依然存在，既有全国范围城市之间的不均衡、不协调，也有同一城市城乡不均衡、领域不均衡等问题。由于不均衡、不协调，很多数据无法无缝对接，降低了智慧城市的功效。

如何补齐不均衡、不协调短板？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甄峰教授认为，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政府管理、企业经营、市民生活等方方面面。要让城市变得智慧、妥善解决城市问题，不可能靠一个项目或几个项目就能实现目标，而是需要在充分了解各方需求的基础上，做好有计划的供给保障。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小武指出，要克服这种不均衡、不协调的局面，首先还是要依靠政府的大力推动与投入，以新基建为引擎，树立“投入即产出”的观念，把智慧城市建设作为助推城市全面发展包括城市治理、赋能产业经济、赋能民生等的重要工具与手段。

信息壁垒、信息孤岛是当前智慧城市建设存在的明显问题，导致智慧城市建设出现“孤岛”和“断头路”现象，产生巨大浪费。如何填平信息鸿沟，打通信息壁垒？吕建强调, 在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过程中，需要充分把握城市大脑的可成长性，实现长期生存并不断优化，把握智慧化城市的可演进性，不断突破封闭化、条块化等传统城市结构的藩篱，在开放、创新、协同、服务、互动等方面能够更深一层、更多渠道、更加智慧。甄峰建议，要统筹考虑、做好制度安排和顶层设计，进而根据实际需要，逐步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与共享共融。胡小武建议，以政府的大数据局的设立为契机，推动城市政府部门之间率先打破信息壁垒，推动信息“畅通工程”，消除信息壁垒，缩小信息鸿沟，实现最大程度的信息共享。

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如何保证个人信息不被滥用，个人隐私得到保护？甄峰认为，一方面，市民要增强安全意识，做好个人信息的保护；另一方面，政府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市民个人信息，禁止企业随意使用个人信息。胡小武建议，加快立法，以保护好个人信息，建立个人信息使用目录，确立公共应用与商业应用的边界。

专家表示，打造智慧城市的“最强大脑”，关键还是要解放人的大脑，提升人的大脑智慧。目前，我们过于关注技术进步给我们生产生活与管理服务带来的冲击与便利，但相对忽略了技术进步对人类知识体系的更新与重构。因此，甄峰指出，与技术进步相适应的理念建构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抛弃工业化时代的线性僵化思维，树立一个智慧化时代的开放、流动、共享与融合的新思维与新理念。胡小武建议，鼓励市民更加配合智慧城市建设，拥抱政府推动的各种智慧城市的场景应用，如服务机器人，无纸化网络办公等应用。

城市会“思考”，治理更高效。只要我们以问题为导向，在统筹上下功夫，在重点上求突破，在难点上见实效，及时并持续补齐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和弱项，一定能全面提升智慧化的城市治理水平和民生服务能力。

本报记者 孟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