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寅的诸多别号中，以“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由此而衍生出关于他的诸多逸事趣闻，又成了这一称号丰富多彩的注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唐解元一笑姻缘》的故事。这个由冯梦龙加工并收入《警世通言》中的短篇小说，是晚明清代以来人们演绎唐寅风流才子人生故事的蓝本。尽管出现了一些改编得较好的作品，如《花舫缘》（卓珂月）、《三笑》（弹词艺人徐云志改定本），但趋俗、媚俗的作品也不在少数，以至于人们对唐寅的印象就定格在气度不凡、风流成性这一维度上。从清代开始，有识之士就在不断努力纠正这种由传奇化而带来的误解。至民国时期，以孟森为代表的学人通过详细考证指出了三笑姻缘与唐寅无关。然而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对这个故事乐此不疲，似乎“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内涵原当如此。所以，我们不得不就该称号之内涵作一分析，以期正本清源。
“才子”一词语出《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才子”是指德才兼备之人。西晋潘岳《西征赋》的“终童山东之英妙，贾生洛阳之才子”又赋予“才子”年少能文的意思。“江南才子”在晚唐似亦成为一种固定的说法，朱庆馀《送窦秀才》诗有“江南才子日纷纷，少有篇章得似君”，韦庄《题许浑诗卷》有“江南才子许浑诗”，这两句都是突出了被咏者的诗才。这样的用法在宋元人的著作中也时有出现。如南宋刘辰翁《长沙李氏诗序》中有“长沙梅溪李君，庶几登高能赋，时人谓‘江南才子’，亦不负山川奇气者”；元代周驰《送李伯英》诗“江南才子去游燕”。这些“江南才子”主要是指能文（诗）者。在诸多“江南才子”的指称中，南唐中主李璟的表述值得重视，他曾对左散骑常侍王仲连说：“自古及今，江北文人不及江南才子之多。”明清两代的江南，的确是才子辈出的地方。
到了明代，在唐寅之前，常熟人桑悦以生员身分拜谒上官时曾自称“江南才子”。他读书博览，负才名，以能词赋称，然平生任诞狂易，读古人书，信口评议，敢为大言，“以孟轲自况，班马屈宋而下不论也。有问韩文公，曰：‘此小儿号嗄之声’。问翰林文学，曰：‘虚无人’。举天下人惟悦耳，其次祝允明，其次罗玘。”（阎秀卿《吴郡二科志·狂简》）这里的“江南才子”是一种狂傲与自信的代名词，也留下了“浮薄夸诞”（郭良翰《问奇类林》卷十六）的话柄。
目前，从唐寅留下的文字和书画实迹中，并没有发现他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只有清康乾时期的安歧在《墨缘汇观录》中著录的《琢云图卷》上有此印章，然此图之前未见著录，且卷后张丑的跋语亦不见于《清河书画舫》，其真伪很值得怀疑。最早记录唐寅此号的是吴县阎秀卿所撰《吴郡二科志》，后来的记载都是沿袭此书而来。阎秀卿是文徵明的好友，《吴郡二科志》成书于弘治十六年，此时唐寅虚龄三十四，因此，他的说法当有依据。他说：“（寅）每谓所亲曰：‘枯木朽株，树功名于时者，遭也。吾不能自持，使所建立，置之可怜，是无枯朽之遭，而传世之休乌有矣。譬诸梧枝旅霜，苟延奚为？’后复感激曰：‘大丈夫虽不成名，要当慨慷，何乃效楚囚？’因图其石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显然，阎秀卿所记是唐寅在弘治己未科场案被黜后的感慨和行为。楚囚钟仪以不忘故旧著称，唐寅则要与那段不愉快的经历告别，所以这一称号显示的是在人生低谷和逆境中的强自振奋的心态，和上述关于江南才子等指称的内涵都不尽相同。
唐寅的这个称号，应当分成“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两部分来解读。所谓“江南第一”，是指其于弘治十一年秋闱考取头名解元，成为南直隶十四府生员之首，这对他来说，意义非凡。在这之前，唐寅遭遇了父母妻妹接踵而殁的家庭悲剧。在科考时，又因喜古文辞而被提学黜落，幸好在文徵明父亲文林的帮助下才以录遗的方式获得了乡试的资格。可以说，唐寅的人生之路并不顺畅，乡试是其人生转机。他首战告捷一举夺魁，在录取率极低的科举时代是件足以令当事人自傲、让旁观者嫉妒、使士林传为美谈的韵事。所以，他在答谢乡试主考的诗中信心满满地说：“红绫敢望明年饼”，这一豪言壮志多少含有沾沾自喜的轻佻成分。然而好景不长，短短五个月后，因涉嫌会试舞弊而锒铛入狱，成为“海内不齿之士”，遭受他人“握拳张胆，若赴仇敌；知与不知，毕指而唾”（唐寅《与文徵明书》）的羞辱。他出狱返乡，未想又遭到了“僮奴据案，夫妻反目；旧有狞狗，当户而噬”（唐寅《与文徵明书》）的家庭变故。可以说，唐寅从他人生的青云端直接跌到了涧谷底，这种人生境遇的瞬息变化和强烈反差，是任何一个有自尊的人所不能接受的。这段人生经历成了他毕生都无法愈合的伤痕，在《漫兴》《落花诗》等组诗中反复咏叹。所以说，他的标举“江南第一”，固然有着对往昔人生巅峰的纪念，更多地则是无尽的辛酸和痛楚。
所谓“风流才子”，则部分延续了唐代以来的内涵，又注入了其独特的个性特征。年轻的唐寅行为放诞，文徵明《简子畏》诗云：“落魄迂疏不事家，郎君性气属豪华……”这是活脱脱的风流之人的写照。然而若非这样率性而为，他也就不是那个“往往出名教外”（《明史》本传）的唐寅了。唐寅的不合时宜除了行为方面的“出名教外”，还表现在其志向的与众不同。他专研古文，不喜时文；不愿意做一名“龌龊牖下”的俗人，而要“自展以异”（唐寅《中州览胜序》）；向往“肆目五山，总辔辽野，横披六合，纵驰八极。抚事悼情，慷慨然诺，壮气云蒸，烈志风合。戮长猊，令赤海，断修蛇，使丹岳。功成事遂，身毙名立”（唐寅《上吴天官书》）的侠客，以鲁仲连和朱家为偶像，自谓为“布衣之侠”（唐寅《与文徵明书》）。可以说，这种行为和志趣的与众不同构成了他“风流”的内涵。而天赋异禀、聪明善悟则是他“风流”的底气。这也是他科场案后能够较快地转型为书画家，并获得明四家之一殊荣的重要原因。可以说，“风流才子”既是他对自己科场案前不同流俗、自我标榜的行为志趣的总结，又是他后半生颓然自放、诗酒文章、书画度日的精神动力。
总结而言，唐寅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是由特殊经历而引起的精神免疫，是其失意人生的安慰剂，其中更多地包含了他半世人生特别是科场案前后的酸楚经历，以及他想借此摆脱前半生的阴影，重新规划后半生的人生设定。唐寅诗中与此最接近的说法就是《漫兴》之二的“此生甘分老吴阊，万卷图书一草堂”（此句又作“宠辱都无剩有狂”）、“龙虎榜中题姓氏，笙歌队里卖文章”（此两句又作“秋榜才名标第一，春风弦管醉千场”）。这才是“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正解。
邓晓东（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唐寅文集整理与研究”（18ZWB003）阶段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