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作为全年首要工作任务，并提出“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2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支持新型消费加快发展，促进“人工智能+消费”。当前，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正在深度重构消费市场的运行逻辑。传统消费模式中供需错配、体验割裂、资源浪费等问题，在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下逐步得到缓解。智能算法对消费者需求的精准捕捉、虚实融合场景对体验边界的突破、数据要素对产业链协同的赋能，共同勾勒出未来消费生态的轮廓。从需求洞察到供给创新，智能革命与消费升级的协同演进，正在催生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的新型消费生态。
人工智能提升对消费需求的洞察能力。在传统消费市场中，因为存在需求识别滞后和供需错配，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迭代和迁移，与生产端的刚性供给体系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大量社会资源因供需不匹配而被浪费。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多维数据分析与深度学习，正在改善这一状况。通过跨平台整合大数据，在人工智能算法支持下，生产者可快速捕捉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构建动态需求预测模型，提升新品设计的市场契合度，缩短产品从概念提出到市场投放的周期，降低库存风险。人工智能对消费需求的把握还实现了从显性需求向隐性需求的延伸。例如，在健康管理领域，智能穿戴设备通过持续监测用户体征数据，结合环境因素与行为模式，提前预警健康风险，推动从“疾病治疗”向“健康预防”的消费转型。而随着情感计算技术的突破，人工智能终端可以通过语音语调、微表情、肢体语言等非结构化数据，识别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在一些商场中，智能导购系统已能够通过语义分析与情感识别，为消费者提供“甚合心意”的建议，创造更有温度的购物体验。当然，在技术赋能让“千人千面”的消费体验成为可能的同时，我们还需要通过算法公开等方式，避免算法过度干预而引致的“信息茧房”现象。
人工智能推动供给体系重构。与消费需求感知能力的提升相伴随，生产的组织形态也因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而发生深层次变革。柔性制造系统的普及，使企业能够快速调整生产线，以应对市场需求波动。企业通过连接设计端、生产端与销售端的数据中台，实现了从用户需求到产品交付的全程数字化管理，大幅提升了供应链响应速度，能够支持消费者的定制化要求。人工智能驱动的“用户直连制造”模式，大幅降低定制成本，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统一。企业甚至可以让消费者通过人工智能辅助创作平台，参与产品设计，达成“产消合一”的理想状态。除了直接作用于生产领域，人工智能也可发挥其在流通领域的调度优势，实现众多小生产者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提高流通效率，并与溯源技术相结合，提升消费信任度。更为深刻的变革则发生在产业协同网络的构建中。跨行业数据平台的建立，打通了传统产业链的信息孤岛，形成了需求牵引、协同创新的新型生态。智能制造联盟可通过共享研发数据与产能信息，实现从原材料采购到终端销售的全链条协同。这种生态化协作模式，使中小企业能够依托平台资源快速响应消费市场的需求变化。而在包括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在内的产品创新研发领域中，人工智能通过模拟各类消费场景与生成性预测数据的反馈，一方面将传统研发周期大幅压缩，另一方面降低潜在的试错成本，从而使新产品的市场成功率显著提升。
人工智能革新消费场景。消费场景的智能化转型正在打破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界限，促成虚实融合的消费体验。例如在零售领域，增强现实技术让虚拟试衣、家具场景模拟等应用成为现实。消费者通过移动终端即可直观感受商品在不同环境中的使用效果，这种沉浸式体验既降低了消费决策成本，也激发了潜在的消费需求。人工智能带来的场景变革激活了文旅经济。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复原历史场景，游客可以“穿越”时空，与历史人物互动。博物馆借助数字孪生技术，可以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为游客提供多维度的文化解读。这些创新不仅丰富了消费体验，更推动了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人工智能还推动了服务消费的流程再造。教育咨询、法律顾问等传统服务通过智能终端的赋能，实现了服务标准化与个性化的协调统一。在金融服务领域，智能投顾系统通过分析用户风险偏好与市场动态，提供个性化的资产配置方案，降低了专业理财服务的门槛。这种服务模式的革新，正在重构消费价值链。传统服务业的“经验依赖”特征被数据驱动的精准服务取代，服务效率与质量得到双重提升。当然，技术不能完全替代人文关怀，在效率与温度之间达成平衡，愈发成为智能化转型的关键，特别是在人形机器人智能终端所服务的家政场景中。
加快构建以人为本的智能消费生态。技术发展不应只满足于效率工具，而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维护人类社会的和谐稳定。作为重大技术创新，人工智能在人的主体性方面也带来了新的观念冲击。在消费领域，人工智能算法推荐机制可能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培养出人对算法的依赖，降低了消费选择的主观能力与客观权力。而数据采集边界的模糊可能压缩作为个体自主权利的隐私空间，也会引起人们的担忧。破解这些困境需要建立技术伦理与经济伦理的双重约束机制。部分企业推出“用户可控算法”系统，允许消费者自主调整参数权重，这种赋权设计为消解技术异化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我们既要在开发设计阶段就为人工智能输入人本主义导向的意义价值系统，还要在更多的消费场景中让人工智能积累为人类服务的实践经验。例如，在适老化改造领域，通过语音交互等技术的应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银发群体跨越数字鸿沟，共享现代生活。再如，在教育领域，基于“情感计算+专业知识库”相结合的人工智能“辅导老师”，可识别学生解题时的微表情变化，并适时切换教学策略，实现更充分的“因材施教”。当人工智能设备成为生活与学习伴侣，消费行为应当进一步从简单的物质满足转向更丰盛的精神成长。构建以人为本的智能消费生态，我们需要在技术创新中坚守“包容与向善”的原则，让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并促成人的需要的满足，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更加合理与健康的消费行为中感受到越来越美好的生活。
（作者：吴文，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