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是我国新时代重大的“制度红利”、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保证、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法宝。在全球疫情蔓延的危机下，全球经济活动方式、供应链分布逻辑、国际社会秩序都已发生变化，中国面临角色转型、中国开放再定位的问题。扩大开放、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网络，是全球化“逆行”状态下保持全球供应链向正确道路行进的必要措施，也是以中国市场引领全球资源配置的前进方向。

金融开放是发动机，但同时，开放过程中产生的风险也会对金融市场稳健运行以及实体经济健康发展造成较大不利影响。因此，在金融进一步扩大开放态势下，有效把握风险传染机制、科学有效地进行金融风险防范决定了金融开放的最终效果，如何纾解各类金融风险成为当前值得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重要话题。这是防风险攻坚战的深层次要求，同时也是我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保证。

相机性的资本账户管制，有序推动金融市场开放。2015年汇改后的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贬值和跨境资本外流相互强化，致使外汇储备大量流失。随着货币当局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资本账户管制措施，资本外流趋势已有所放缓。因此，对于我国金融开放的后期政策实践，建议通过实时监测的跨境资本流动情况，因时、因势采取行动，作出后续的系统安排。根据跨境资本流动的不同目的作出具体划分：对于直接投资、贸易融资等中长期的跨境资本流动，只要经过真实性审核，便可采取一以贯之的开放措施；对于短期投机性质的资本流动，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暂时采取管制措施。同时，金融系统要遵循逐步开放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开放承诺，需要认清的是金融完全开放的条件永远不会充分具备，即使具备了也会失去。应做到开放与管制相结合，利弊权衡、收支平衡、相机收放，如若遇到经济金融危机、国际收支显著失衡等特殊经济形势，为保障国内经济金融的稳定可持续，应临时采取资本管制措施。

金融风险系统性监测，建立风险防范预警机制。针对金融开放不断扩大的背景，一是要提高外部审慎监管思维，重点关注经常账户、外债、外汇储备、国际资本流动、汇率等关键指标，不断强化符合我国国情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体系，加快推进金融监管的信息化、数据化建设。二是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弥补监管空白，尤其强化对于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特别是针对银行的储蓄、不良贷款、盈利能力、信贷资产等），当前资管新规和金融控股监管是这方面的重要进展，应持续推进。三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结构化转型调整，同时深化金融改革，稳步化解社会性的高杠杆风险。在宏观调控上形成政策的可预期引导，从而提升金融系统运行的有效性和规律性，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国内金融市场立体化监管，推动国际监管体系改革。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我国金融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和金融创新的压力不断增加，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越来越受到来自国内外的挑战，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完善现行监管体制，应以“中央统筹、地方配合、权责明确、运行高效、风险可控”为原则，加快构建中央与地方金融统筹协调监管机制。加快国内金融监管制度建设，加快与国际标准接轨，推进中国金融标准化建设，让金融监管有章可循。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推动国际金融市场的快速形成，而国际金融市场不受任何一国货币当局的制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市场，必须加强各国监管的协调。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信息交换、政策的相互协调、危机管理和联合行动，促进国际金融监管向相对集中统一、公开透明、务实高效的方向发展。要积极推动和落实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等国际普遍性规定，推动完善国际会计准则，促进评级机构强化自身制度和能力建设。

持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升金融制度创新水平。一般认为，在金融系统实现完全对外开放之前，首先要完成对国内金融体制的全面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国内金融市场改革。但事实上，无论是金融对外开放还是国内金融体制改革，都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在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运行的过程中，不同发展状况对应着不同的金融开放水平、利率和汇率弹性机制，货币当局应该根据具体的金融经济发展局势适时地调整金融开放水平、利率和汇率弹性机制。金融开放与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应该协同推进，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金融开放需要国内金融市场改革的支持，金融开放也有助于倒逼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化改革。同时，建设完善的多层次资本交易市场，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全面协调发展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在内的各子金融市场，更好地发挥资金融通、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等重要作用，推动我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提升金融效率水平，服务和促进实体经济的长效繁荣。此外，我国还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性经济新体制，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

张为付 余博（作者分别为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现代服务业智库首席专家，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师、现代服务业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