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是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体指本体、理，用指作用、事。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形成了一个科学体系。所谓体，即指习近平文化思想之理；所谓用，即指依据理来指导具体的文化工作。理在事中，来自于对事的认识和总结；反过来，理又是事的根据，规定了行事的根本思路和方向。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和文化建设这个重大问题展开。面对着国内多元文化思潮、世界多元文明现实，迫切需要回答走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怎样走这条道路、文化建设的目标和使命等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表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等。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在回答这些重大问题中形成的。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面对当代中国的两个基本事实。其一，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二，我们是在有着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自觉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此，我们党一方面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另一方面自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两个方面的融通，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体现着习近平文化思想之体，明确了文化建设之道。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如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都可以统摄在“第二个结合”之中，并在其中获得更明确的意涵和定位。第一，“第二个结合”以守正创新的精神，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致力于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确立了新时代文化意义上的自我，为走自己的文化道路、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和坚定文化自信奠定了基础。第二，“第二个结合”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中走出来的，讲清楚了“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扎根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历史之中，在历史自信中巩固了文化自信，在结合中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第三，“第二个结合”明确了在文化建设中正确处理传统和现代、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根本态度和原则，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秩序内的位置。“第二个结合”在宽阔的历史视野和世界视野中，通过连续性和创新性的辩证统一，破除了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强调在连续中创新，在传承中发展，在弘扬传统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通过统一性和包容性的辩证统一，强调在统一中包容，在做自己的同时和世界在一起，在开放包容、交流互鉴中丰富自己的文化，贡献于世界文化。第四，“第二个结合”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意识形态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充实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增强了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和辐射力，更有利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世界。

理定而后事贯，体立而后用行。理事合一、体用贯通，来自于习近平文化思想鲜明的理论品格和实践特色的统一。“第二个结合”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贯起来，为当下和未来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一方面，“第二个结合”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的理论总结，是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因而能发挥统贯的作用；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所开辟的文化道路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又必然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通过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等，更好担负起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

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王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