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工智能新技术不断突破、新业态持续涌现、新应用加快拓展，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对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具有重大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构建动态治理机制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群体多元、要素自由流动的开放社会，社会活动呈现指数级增长，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
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其内涵却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社会管理侧重于政府主导，尽管政府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难免也有力量所不能及之处。往往表现为“上下一般粗、左右一个样”，统一粗放，固化静态等特点。社会治理所体现的核心要义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和综合施策。
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现代信息技术能够有效挖掘变动数据蕴藏的价值信息，捕捉细节，留意个性，追根溯源，预测将来，既能掌握事物的个性特征，又能把握事物的整体状况和未来趋势，进而实现智能识别、实时监控、精准分析、预警预防，提高公共决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人工智能同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相融互促，与制造业深度融合，通过软硬件产品的紧密结合，实现对海量碎片化数据的实时采集，并传输至中枢平台智能感知问题，提出决策处置的合理建议。
优化治理协同机制
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的驱动下，人工智能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特征，得以对复杂社会现象进行更为深入的解析和研判，创新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之间的互动模式，加快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
人工智能正在融入更多的社会治理场景，治理对象的行为数据“反哺”算法模型，驱动人工智能输出的决策信息持续改善，缩小了政社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凭借海量数据、超级算力和智慧功能，打造出多种多样的平台或服务界面。通过智能化平台，只需明确自己要办什么事，便能实现与相关部门的对接。以往人们办理一件事可能需要跑几个部门，而智能化平台可以高效协调各部门，实现全时空、跨领域、跨部门的综合服务，推动治理和服务重心下移，提高行政能力与效率。在南京生态科技岛，“洲岛城市服务智慧平台”实现了市政管养、环卫保洁、绿化养护、河道水务的全域化、一体化智慧管养，管养数据24小时在线监测采集，助力多部门高效协同联动，让城市环境与社会治理更加精准、高效、智能。
互联网已成为群众表达诉求、政府倾听民意的重要平台。政府部门综合运用大数据、智能语音交互等技术，实时在线解答服务事项办理过程中的政策依据、受理条件、所需资料、申报流程等问题，及时更新知识库，为企业和群众提供精准、精细的服务。
提升治理服务效能
数字政府具有高度的信息化与智能化特征，正在构建开放、共享、透明、协同的治理平台。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是创新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的重要举措，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服务型政府意义重大。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双向赋能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助力构建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群众等多元主体利益诉求共生演化的智慧治理架构，不断提升治理服务效能。
推动惠企惠民政策及时落地。通过建立数字化平台，实现优惠政策申请材料精简、审批环节压缩、兑现时效提高。尤其是对受益条件可量化、受益对象明确的政策，及时落地见效，增强企业和群众的政策获得感，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又有温度。
健全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系统。涵盖市、区、街镇、社区、网格/楼宇五级，通过数据汇聚与智慧场景建设，实现线上线下高效办理“一件事”，推动城市治理由人力密集向人机协同转变、经验判断向数据统筹转变、被动处置向主动预警转变，构建起“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的城市数字化治理体系。
持续丰富应用场景。比如交通管控，通过采集安装在道路两侧的摄像头、传感器等设备的数据，建立智能分析模型，实时监测路网交通运行态势，提高交通应急处置能力。比如城市停车管理，有的地方推出“邻里停”小程序，通过车位资源整合、日夜错峰共享、邻里包月优惠等机制，实现闲置停车资源的统筹共享和智能推荐。比如环境监管场景，通过建设云平台，汇聚生态环境业务数据、物联网监测数据、互联网数据、遥感数据和数值模型计算数据等，实现各类生态要素的统一动态监控，同时建立“一企一档”，为精准执法提供参考，对污染源全过程监管。
人工智能是把“双刃剑”，要统筹兼顾“基于人工智能的治理”和“对于人工智能的治理”，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努力实现规范与发展的动态平衡，把新一代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更好转化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和效能。
（董 羽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组织部;本文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纵向党支部体系下的‘团队式’科研育人新模式探索”〈2022YJXGG-SZ06〉、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信息化管理与应用研究项目“大数据背景下推动高校学风建设的途径研究”〈1005-YDB22002〉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