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互联网+、共享经济等新业态的迅速发展，使得一大批类似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城市管理网格员、在线学习服务师等新职业顺势而生。这些新职业大多联系着Z世代（即1995年后到2008年前出生的人）青年的职业发展方向。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工作塑造人格”，相信这类新职业也会使青年人的社会人格发生新的变化。而这些新的社会人格也将会促进新职业青年群体的崛起。这个新职业青年群体具有怎样的社会—政治态度和立场，很大程度上将由这些新职业青年的社会人格所决定，正因为此，新职业青年社会人格的养成就显得颇为重要。

这种新型社会人格的养成并不容易。我们需要看到新职业青年发展遇到的瓶颈。因为新职业青年群体之间职业类型、学历水平和经济收入差异大，整个群体构成非常复杂和游离，组织化程度很低。正因为这种无组织化，使得新职业青年群体的发展容易被社会忽略。对这些新职业青年的社会保障、职业技能的培训以及劳动权益的维护目前都相应滞后。新职业青年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自我评价相对不高。在现实生活中，消费欺诈、超时加班、变相裁员等侵害新职业青年群体合法权益的事件也不时发生。许多找不到“娘家人”的青年群体，在维权过程中只好选择了以非制度化的形式进行。

更值得关注的是，由于这类新职业往往与新技术的兴起密切相关，新技术的“机器换人”对新职业青年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青年们获得了全方位的科技赋能。但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他们工作内容“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内卷”状态，新职业的很多工作内容对于青年的工作目标的突破和个人的提升并没有更多意义。这使得青年对职业常常只能赋予最低的谋生意义，而无法赋予更多的创造性价值。新职业的“内卷”带来青年人普遍的焦虑，现在对于这些“打工人”来说，工作似乎是为了解决物质的贫困，但是它本身却呈现出“意义的贫困”。一些新职业青年处于一种不得不拼命工作，想逃离又无力逃离的状态。

社会体制与环境有必要鼓励这些青年突破现有的“内卷”，实现全面而健康的成长。

首先需要鼓励新职业青年通过对生活的回归来超越工作的“内卷”。有年轻人已经逃离了北上广，选择返乡，还有的年轻人选择社区创业，在家门口工作，让生活和工作融为一体，这些都展现出某种对意义贫困的抗争。笔者在云南大理进行调查的时候，就发现许多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兴办小微学校，或者恢复扎染手工业，把自己的工作、家庭和教育融为一体，体现出他们对生活的回归和强调。

其次是促进新职业青年的组织化。社会应该支持培育青年社会组织，强化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枢纽作用和诉求整合功能。应该充分发挥共青团和青联组织作用，通过资金支持、提供阵地场所、培训骨干人员等方式扶持青年社会组织健康发展。还应该优化青年社会组织培育机制，鼓励民间自主发起的网络型社会组织以及专业服务型社会组织发展，加大对参与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的青年社会组织培育力度，引导社会组织下沉基层，服务新职业青年社群。笔者在广州番禺的调查中，就发现工人在自己居住的社区建立“小禾的家”这样的为流动人口孩子服务的社区学习中心。这不仅仅为孩子，也为外来打工妈妈在这里举行读书会和绘本学习，让他们有自己的集体认同和空间归属感。

最后，还应完善新职业青年群体的人才培养体系，提升新职业青年的职业素养，激励青年在各行各业积极创新。共青团、青联、学联等青年群团组织应该主动联系新职业青年群体。新技术带来的社会化学习使普通人的人文教育具备了可能性。面对工作的意义贫困，应该组织人文方向的学习社群来对这一状况加以改变。通过鼓励青年自发组织各类学习社群，可以让普通人接受优质的人文教育，从而具备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思考能力。今天越来越多的在线共学社群的出现，反映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不满足于意义贫困的工作，力图让自己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更有意义的生计方式。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畅通新职业青年群体的诉求表达，提升他们的社会参与，是新形势下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妥善解决的现实课题。而对于新职业青年个人来说，让自己重新在工作中捡拾自己的生活意义感，这是他们成长的重要方向。

（作者：朱健刚，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