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少子化、老龄化和人口负惯性变动多因素共同影响下，我国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开始形成，该阶段的重要特征是：人口老龄化进入规模加速期、人口高龄化叠加少子化。
对未来人口深度老龄化发展的综合认识
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少子化”可以通过政策激励等措施，逐步加以引导后，经过一定的时间，逐步缓和其出生锐减的趋势。但我国规模巨大的、深度的人口老龄化则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呈现规模加速增加、结构愈加异质性演变的复杂过程。
我国人口深度老龄化具体表现为：人口加速的老龄化、快速的高龄化、失能半失能的多健康状态的长寿化的不可逆演进过程。随着老年预期寿命的不断增长，退休后的老年人带来的医—康—养问题给全社会的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能力都带来一定的挑战，但也带来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机遇。
《老龄文明蓝皮书2022》（以下简称《蓝皮书》）的出版和发布，是我国老年学、人口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创新成果。《蓝皮书》在不回避我国深度人口老年化带来挑战的同时，创新性地提出“老年文明”的理论思想及其相关重要价值理论建构，从深度、广度挖掘积极老龄化的所有重要内涵和外延，原创性地提出“老年文明社会”体系建构的重要理论和发展方略。
长期以来，老龄化和少子化一直是重要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尤其是，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所带来的“老龄化+少子化”相互叠加的人口态势及其相关的科学问题，倒逼追问和找寻“一老一小”社会福利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优化方向。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我国老龄文明的总体发展呈现出“渐富快老”的长寿化的人口形态。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会在不同时间段有不同的发展特征。
本文作者牵头的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受上世纪新中国成立初期至70年代中期（1950—1973）两次生育高峰期的影响，我国将从2027年开始，65岁以上老年人口年净增长规模持续突破1000万人，这一趋势将持续至2045年，占全球“65+”人口占比长期处于25%左右，最高年份可达27%。
需要说明的是，2023年—2026年，正好是1958年—1961年出生人口到达65岁的时间点，但这四年出生人口经历的时代背景是三年半的自然灾害时期（1958—1961），其出生人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将导致2023—2026年65岁以上老龄人口年净增长人数远低于其它年份，这对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阶段而言，是未来30年不可多见、十分难得的重要“老龄政策优化窗口期”。
因此，我国在即将进入“渐富快老”的人口老龄化的“高原期”之前，还有4年时间的重要窗口期。
在“共同富裕、协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蓝皮书》提出的跨学科理论体系建构，探究“渐富快老”的老龄化、高龄化、长寿化的多健康人口形态下，构建代际、地区、区域均衡的多维度视角，通过政策的优化和重构，建构起与老年文明社会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的全社会政策支持体系。
老年文明社会呼唤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人口均衡目标
我国已从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口与经济社会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矛盾关系更加突出。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未来将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但我国的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局面不会改变，老年文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将进一步贯穿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全过程，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要求日益迫切。
人口仍是老年文明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同时也是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如果生育率太低，人口规模下降得太快，将会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老龄化赡养压力激增，削弱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加重经济社会的负担。因此，人口数量既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人口系统自身的均衡发展、人口与经济社会的系统间均衡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老年文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人均经济指标将成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参照。在老年文明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口的“静态数量观”需转向人口的“动态均衡论”，老年文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更需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与人口结构的优化。
老年文明社会伴随第二次人口转变时代，其少子化叠加老龄化特征也会日益成为影响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核心议题，积极研判老年文明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我国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意义重大。从现在到2035年，既是我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影响的持续变动期，也是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交错震荡变化的复杂发展期，更是我国进入人口加速老龄化、快速高龄化、粗死亡率仍保持基本稳定的人口总量平稳发展期。
为此，老年文明的高质量发展，应将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作为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2023—2032年的十年里，是我国尤为关键的“一老一小”人口结构优化的窗口期，注重“一老一小”政策的协同性、平衡性、普适性、精准性，加强政策的顶层设计，明确当前及未来影响人口发展的主要因素以及相应的人口均衡发展目标。只有在共同富裕的视域下，在普遍富裕水平有序提升的过程中，通过积极有效推进“一老一小”公共服务和保障水平，将其作为老年文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人口均衡优化治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并运用政策手段积极遏制人口负惯性和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各种可能颓势，才能为我国实现第二个100年的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总体目标奠定重要基础。
（作者分别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口大数据与政策仿真〈工作坊〉研究基地主任、博士生导师，宁波工程学院“一老一小”发展研究院院长〈兼〉；宁波工程学院“一老一小”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波工程学院人艺学院院长）
